生平及著作

袁枢，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明嘉靖《建宁府志》卷一五）。乾道七年（1171年）除太学录，出为严州教授。撰《通鉴纪事本末》成，以大宗正簿召，迁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官（《南宋馆阁续录》卷九）。淳熙九年（1182年）迁军器少监（同上书），出提举江东常平茶盐，改知处州。入为大理少卿，因事贬秩。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知常德府。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知江陵府，寻罢，自是闲居十载。开禧元年卒，年七十五。《宋史》卷三八九有传。

袁枢学识渊博，与当时学者朱熹、吕祖谦、杨万里有往来。历任温州判官、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学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职。任国史院编修期间，负责修《宋史》之列传部份。北宋章惇的子孙请托袁枢对章惇的传记多加文饰。袁氏驳斥，曰：“子厚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天下后世公议！”

在严州任职期间，“乃自出新意，辑抄《通鉴》”、“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就《通鉴纪事本末》一书，为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1。

《通鉴纪事本末》

他的历史巨著《通鉴纪事本末》，全书四十二卷，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书中文字全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文。只是方式改易。取《通鉴》所记之事，区别门目，分类编排。专以记事为主，每一事详书始末，并自为标题，共记二百三十九事，另附录六十六事。开“纪事本末体”之先河。

宋人杨万里曾评价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读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 之以叹且泣也”，更作《通鉴本末序》。朱熹看过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有批评：“错综温公之书，乃国语之流”、“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章学诚称赞：“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具详，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未见。”袁枢以后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历史者，所在多有。如：章冲《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到了明清时际，纪事本末体大为流行，如冯琦、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张鉴的《西夏纪事本末》，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与《金史纪事本末》，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以及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袁枢晚年喜读易，著有《易学索引》、《周易辩异》等书。

开创以“事”为纲的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枢。

《通鉴纪事本末》为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学著作。创造记事本末体这一新的写史体例。同司马迁的纪传体，司马光的编年体同为史学上的三大巨作。列为历史上的三大体裁，与司马迁，司马光并驾齐驱。对中国历史的书写有极大的帮助。独立成篇。

全书42卷，约200万字，上至战国，下至五代，总括了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自成一体，总记239事！按年代顺序编录，个事自立标题。

《通鉴纪事本末》是袁枢在严州任教授时所撰，这时由于职掌清闲，可以从容论著。袁枢与朱熹、吕祖谦和杨万里是同时代人，这时的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都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却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这一现实，对于抱有“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的袁枢来说，只有像司马光那样，拿起史笔，来抒发自己的报国忧民之情。

袁枢为人正直，对政治腐败，朋党互争，压制人才等丑恶社会现象是很不满的。当他为国史院编修官，分配负责撰修《宋史》列传时，北宋哲宗时“奸相”章敦的子孙，以同乡关系请袁枢对章敦传加以“文饰”时，袁勃然大怒说：“子厚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后世天下公议！”（《宋史·袁枢传》）当时宰相赵雄“总史事”，听到后即称赞他“无愧古良史”（同上）。

当时现实政治的直接刺激，是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给内外交困的赵宋封建政权提供安邦治国的药方。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解决读《资治通鉴》的困难。由于《通鉴》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实，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记述，对于一件事情连续好几年的，它未能连贯记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阅好几卷，读者很不方便。据说，《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希望写作班子以外的有关人员再看一遍，但使他很失望，只有一个名叫王胜之的借去看了一遍，别的人面对这部巨著，有的只翻了几卷，有的只看了几页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见，《通鉴》由于篇幅太大使人阅读困难。司马光本人也感觉到这一难处，他晚年时曾经想另写一部《资治通鉴举要历》，把《资治通鉴》简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从心，结果没有完成。

袁枢

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分类编辑，抄上原文，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而袁氏本人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加上一句话。这样，共编集了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虽然只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编写《通鉴纪事本末》，但他熟读《通鉴》却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时间。他不但要熟读《通鉴》，了解其全部内容，还要吃透司马光的史学见解。

袁枢跟司马光一样，始终恪守“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原则。因此他在编立标题，抄录史料时，对于灾异、符瑞、图谶、占卜、鬼怪等绝少加以采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这种反对天命论神学，而重视社会现实的史观，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对于统治者袁枢是提出警告的，如袁枢在《通鉴纪事本末》卷三《武帝惑神怪》中抄录了“臣光曰”，批评了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由此可见，袁枢是有自己的政治见解的，这正如朱熹所说的，袁枢“其部居门目，始终

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朱子大全》卷81）所谓“微意”，就是指袁枢的政治观点。袁枢把有关封建政治的主要问题，如杨万里（与袁枢同为太学官）所举的内容，“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通鉴纪事本末叙》）之类，都作为全书的基本内容，使它成为当时及后世君臣的鉴戒。袁枢还十分重视汉族政权的恢复事业，对于“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书特书，而对于进据中原及举兵南犯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分子，则视为“石勒寇河朔”，“赵魏乱中原”。当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到《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时，立即推荐给宋孝宗。宋孝宗阅读时，赞叹地说：“治道尽在是矣。”（《宋史·袁枢传》）

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赐太子和江上诸帅，命熟读之；还提升袁枢为大宗正簿。

袁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以纪事为主的本末体，实现了史书编纂体的突破，从而出现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体例。以“时”为中心的编年体和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各有千秋，而检索不便则是它们的共同缺点。而袁枢创立的以“事”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裁，却弥补了编年与纪传体的不足，因而丰富了史学内容，正如清代著名历史学家章学诚所评论的那样：“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文史通义·书教下》）章氏的评论是正确的，袁氏创立的纪事本末新体裁，的确是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