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
31《西游记》是元代作家杨景贤创作的杂剧,计六本二十四折,为元杂剧中的鸿篇巨制12。
《西游记》杂剧写唐僧西天取经故事。该杂剧在艺术成就和杂剧体制的创造方面都有重要成就,成为后来吴承恩所著长篇小说《西游记》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为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做了重要贡献12。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西游记
- 别名
西游记杂剧
- 作者
杨景贤
- 类型
杂剧
- 地位
为小说《西游记》奠定基础
- 数量
六本二十四出
- 故事
唐僧取经
- 主角
唐僧、孙悟空、沙和尚、猪八戒
内容简介
在元代后期曲坛上,杨景贤的《西游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作品。它第一次将民间流传的唐僧赴西天取经故事敷演成六本二十四出大型连台本杂剧,围绕取经过程塑造了以孙悟空为典型代表的一组充满神奇色彩和鲜明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大大丰富了戏剧舞台和古典文学人物画廊,展示了元末文人带有市民化倾向的审美创造能力,为神魔小说《西游记》的问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思想内容
宗教色彩浓郁
当杨景贤决定投入杂剧《西游记》的创作时,他必须首先背负起前人留下的取经故事的框架和主题影响,不管他对佛教的态度如何,佛教的内容已经是广泛渗透于取经故事的题中应有之义了。杂剧《西游记》确有宣扬佛教思想的内容,这当然有其消极的一面。但是,如果考虑到取经事实本身就是一种宗教行为,早期记载取经史实的资料都是宣扬宗教教义的;而且杨景贤之前的大部分取经题材文学作品都有比较浓厚的宗教思想倾向;还要考虑到作者所处的元末明初正是崇尚佛教的社会思潮兴盛的时期,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杨景贤的《西游记》比起前代的取经题材作品来,其宗教色彩不是加强了,而是消弱了。杂剧《西游记》的重大贡献之一便是将取经故事神话化、现实化,逐渐在宗教故事中注入了人们的现实情感、意志、理想和愿望,更多地用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去淡化虚幻的宗教意识,用世俗的、社会的人间百态去削弱西行故事的宗教色彩,从而使这一故事由宗教主题发生了根本转变,转向了神话主题,进而张扬了现实意识和现实精神。
这种转化的表现之一,是由单一的佛教信仰追求转为儒释道合流而以儒为主的多教化特征。三教圆融在元代已形成潮流,作者巧妙地以此导致杂剧思想倾向的转换。儒学是一种积极入世的学说,儒学与宗教的联姻,是宗教走向社会现实的捷径。第二本第五出的主唱尉迟恭,是一个较多灌注了作者思想感情的形象,他信奉儒家思想,为唐王朝建功立业,晚年又心灰意懒,从玄奘受戒,皈依佛法,但其思想却又与道家无别,显示出儒、释、道合流的特色。第十出自由神主唱的一曲〔牧羊关〕,描绘他眼中的唐僧,明显具有三教合一色彩而又落脚于儒家思想:
圆顶金花灿,方袍紫焰飞,塑来的罗汉容仪。此一行半为于民,半为报国。十万里程难到,百千祥苦难及。则怕你闹市里多辛苦,来俺深山中躲是非。
第十八出的采药仙人显然是一位隐居深山的道士形象,他的上场诗和对“酒、色、财、气”四者的咏叹也是传统的道家口吻。
这种转化的表现之二,是思想上出现非宗教化或泛宗教化的特征。杂剧《西游记》把前代取经作品宣传的佛教教义衍生为把宗教问题人生化、社会化、自我化,成为人自身的一种精神需求,对生活中物质欲望追求的一种精神寄托。宗教追求演变成一种具有社会世俗功利性的行为,而不是沉溺于忘记自我,疯狂献身的宗教迷狂。这一点可以以唐僧西行目的改变来分析。关于玄奘取经的由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说:取经乃玄奘的个人志向,目的是求解佛理。并且是因为再三的表奏,有诏不许,这才冒死闯关。杂剧对此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剧中借观音之口说取经缘起,是佛欲传经于东土,乃令毗卢伽佛转世,并由虞世南转奏天子,加封玄奘取经;玄奘取经的目的则是为报答佛恩,荣显父母,报皇恩,国泰民安,旨在突出其“忠”而不违法纪。对此,剧中有多次表白,如第五出唐僧云:奏敕西行别九天,袈裟犹带御炉烟。祗园请得金经至,方报皇恩万万千。……小僧性命,也是佛天相保,今日报了父仇,荣显了父母,报答了祖师,我舍了性命,务要西天取得经来,平生愿足。
西游性质由访学变为求“法轮回转,皇图永固”;由哲学宗教目的演化为世俗和社会的入世目的;由私出变为天朝圣使。忠君爱国,君父观念,实际已凌驾于成佛作祖、进入天国之上。
表现之三是,杂剧《西游记》一改过去取经作品崇佛佞佛的态度,大胆地将神佛的形象世俗化。崇高神秘的神佛被处理成三分像神,七分像人,变成了人格化的神;甚至神圣的佛教经典也变成调侃讽刺的对象。玄奘的出身本是世家子弟,但是前代取经故事已经把他大加神化。而杂剧则一只手把他抬高成神佛转世,另一只手把他贬低为凡夫俗子,使他的精神境界由一位坚毅智慧的求学僧变为肉眼凡胎、人妖不分的迂腐书生。唐僧来历的日趋神异化与精神境界的日趋世俗化是一个有趣的二律背反,客观效果是嘲讽佛不如人。第六出甚至借胖姑之口大开“圣僧”的玩笑,把这位转世的毗卢伽佛形容成“大檑椎”、“瓠子头”、“葫芦对”,“恰便似不敢道的东西,枉惹得傍人笑耻。”令人有佛头着粪之感。
孙行者形象的变化意义更大,杨景贤对孙行者形象的改造是取经故事神话化的主要标志。孙行者取经是不得不从,佛本劝人为善,却以紧箍咒逼人,岂非对佛门释义的绝妙讽刺?他一路上大杀妖魔,根本不同于《取经诗话》中那位慈悲的“白衣秀士”,倒像一个闯荡江湖的剑客侠士。
剧中对神佛本身的描写亦具有呵佛骂祖的味道。如第十二出,佛以扣押鬼母儿子为人质,要挟鬼母皈依佛教,明显地讽刺佛祖的残忍和无赖。请看作者借鬼母之口对佛祖的斥责和控诉:
则着你钵盂中抄化檀那,谁叫你法座下伤人家小的?我和你,是谁非?
第二十一出是佛教色彩最浓的一出戏,情节主要是写唐僧四众进入佛国之后,遇到“佛法甚高”的贫婆,对他们进行了一次堪称“职业水平”的佛教知识考核。即使在庄严佛国的严肃考核面前,作者也不忘插科打诨,嘲笑调侃佛教教义:
贫婆云:心乃性之体,性乃心之用。或有亦或无,只看动不动。你答来我问:你有心也无?
行者云:原有心来,屁眼宽阿掉了也。
第二十二出写唐僧四众,得成正果,即已经成佛,但却仍然处处流露出对佛法的戏弄调侃。如搬经卷时,行者竟杜撰出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