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背景

1917年十月革命后，为了最大限度地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击退协约国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卫军的武装叛乱，进而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1918年9月2日，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要求将全国变为一个统一的军营，将所有资源用于满足战争的需要。

“战时共产主义”的实施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在1918夏年至1920年纯的第一阶段，“战时共产主义”表现为迫于战争形势而不得不采取的应急措施，尽管违背了经济规律，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客观上，这一阶段的“战时共产主义”的确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苏俄全国的物质资源，保证了战争需要，有力地打击了反对势力，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但在1920年春至1921年春的第二阶段，“战时共产主义”成为布尔什维克试图从战时体制直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手段，并不断推广。1920年3月，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决定强化“战时共产主义”中的余粮收集制。同时，苏俄还采取严厉措施取缔了私人贸易，将商业国有化。这些举措导致苏俄产生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经济上，工农业产量不断减少，难以恢复至一战前水平。由于小农经济广泛存在但无法自由贸易，城市居民只能通过黑市获得食品和日用品。民众生活的普遍恶化一度导致流行疾病泛滥。

严重的经济危机也酝酿了严重的政治危机。1920年末至1921年初，不愿继续承受余粮征集制、渴望改善生活的农民开始组织武装暴动。坦波伏省、顿河流域、乌克兰、中亚等地爆发了50多起大规模农民暴动。工人们也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了质疑和不满。1921年春，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出现工人罢工和骚动。2月9日，彼得格勒电车库1037名工人因政府未能按时供应面包而罢工。同日，波罗的海3700名工人也因粮食供应减少而罢工。2月11日，彼得格勒93家企业宣布将于3月1日前关闭。27000名工人因此失业，转行成为小手工业者或回到农村。红军中的许多士兵也因长年战争而疲惫不堪。来自农村的士兵得知农村经济危机严重，赋税沉重等信息后，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增加。

事件经过

1920年12月，驻防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波罗的海舰队出现躁动。由于长期无法复员，粮食供应情况恶化、军纪日益严苛但军官特权却逐渐增多，以及通过与家乡亲人通信获知的坏消息，水兵们疲惫不堪、士气低落。舰队上的俄共党组织成员约有40%要求退党，有些人甚至将党员证撕毁。

1921年2月21日，彼得格勒特鲁伯奇厂工人举行会议，提出取消共产党专政，建立自由选举的苏维埃政权。苏俄政府随即将该厂关闭，不许工人进厂。特鲁伯奇厂工人因而联合其他工厂工人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次日，彼得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发布公告，宣布彼得格勒戒严。但工人们仍于当天举行示威游行，要求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要求释放因政治原因被捕的工人、红军和水手，立即以无记名方式改选苏维埃。2月28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莫斯科、彼得格勒的局势，将镇压政治反对派作为首要任务。同日，全俄肃反委员会公布关于加强同反对派斗争的命令，要求各省省肃反委员会在最短的时间内粉碎“反苏维埃政党的机关”，将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从政府机关中清除出去，并禁止他们进行罢工、演讲、游行示威等活动。根据这一命令，契卡开始逮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被逮捕者超过100人。

彼得格勒工人罢工和骚动的消息以及苏俄政府的应对方式使水兵们的情绪迅速变得更为激动。2月25日晚上，“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上的水兵于甲板上聚集，要求就彼得格勒事件召开会议。在战列舰支队政委佐西莫夫到来后，会议开始。会议上，水兵们提出了召开舰队会议、不许逮捕彼得格勒特鲁伯奇厂工人、阐明工人要求等诉求。佐西莫夫对苏俄形势作了说明后，提议水兵们派出代表前往彼得格勒查明形势。

2月26-27日，水兵代表团前往彼得格勒查明工人罢工的原因及诉求后，在舰队大会上作了相关报告。28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通过了一项决议，提交波罗的海舰队所有军舰、军区代表讨论并于3月1日通过。该决议提出了包括改选苏维埃、取消政治部、释放政治犯、要求言论和出版自由等共计13项要求，在舰队支队投票中又增添了两点，共计15点。提交决议的行为后来被视为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开端。

3月1日，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全体大会在雅科尔广场召开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济明参加了这次大会，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任会议主席。他们试图说服与会者放弃先前决议通过的政治要求，但讲话被其他与会者打断。当天，“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上的水兵通过选举产生舰艇委员会，以此取代政委，并控制了舰艇的通讯部门和警戒卫队。

3月2日，代表大会在喀琅施塔得国民教育馆举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书记员佩特里琴科主持会议。会上，代表们选出了由5名无党派人士组成的主席团。由于传闻军事院校的学员兵计划逮捕与会者，大会主席团立即决定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并由佩特里琴科任主席。匆忙中，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其中包括：“让无党派人士占领所有重要的据点和通讯站，在严密的监督下让担任职务的共产党员缴械并逮捕他们，严格清点在执行命令中所缴获的武器；选举革命三人小组，承担领导工作的职责。”受大会委托，临时革命委员会掌握喀琅施塔得政权， 维持秩序，将卫戍军大会通过的决议付诸实施，如有必要，不惜使用武力。会后，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被作为临时革命委员会的驻地。

随后，临时革命委员会逮捕了库济明、瓦西里耶夫及其他一些著名的俄共领导人。3月2日晚，驻要塞的红军决定和临时革命委员会联合，通讯部门的所有机关也都被革命委员会的警戒队占领。临时革命委员会向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红军、工人以及附近的居民宣布，基于广大群众、水兵和红军的意愿，城市和要塞的政权已经和平地从俄共那里转到临时革命委员会手中。他们宣称俄共已经脱离群众，无力将苏俄从崩溃边缘挽回，因此号召所有工人组织、企业、工会、士兵和公民给予临时革命委员会支持和帮助，他们将“齐心协力在城市和要塞中创造条件以进行公正和正义的新的苏维埃的选举。“

3月3日后，大批俄共党员、 备党员声明退党，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退党声明，表示了对俄共的深深失望。“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的党员几乎全体退党。喀琅施塔得的41个党组织完全瓦解，总计大约有900人退出俄共（布）， 其中有些人甚至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就入党的。

面对喀琅施塔得的形势，苏维埃彼得格勒委员会于3月3日向临时革命委员会发出警告，要求喀琅施塔得人立即停止骚动，释放被捕的俄共员并交出事件主谋。临时革命委员会将这一内容向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和居民公开，并在得到他们的同意后，拒绝了彼得格勒委员会的要求。随后，苏维埃彼得格勒委员会又提出一个建议：由苏维埃派出代表以了解在喀琅施塔得人和苏维埃政府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实质性的分歧。临时革命委员会答复中表示，同意代表团来喀琅施塔得，但必须在喀琅施塔得代表监督下由彼得格勒工厂和部队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参加代表团。这一答复没有得到政府的回应。

事件结果

波罗的海舰队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喀琅施塔得驻军的骚动迹象早就引起了苏俄政府的重视。为了控制这一不稳的局势，政府加强了情报侦察工作和人事安排工作。1920年12月11日，波罗的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博季斯鉴于舰队骚动的形势发布了一道重要命令，要求对舰队的政委干部作重要的“根本改变”，要求从当月开始每月替换四分之一的政委。

2月28日，两大战列舰的骚动惊动了苏俄高层。3月2日，苏维埃彼得格勒委员会宣布喀琅施塔得事件为反革命性质，并要求喀琅施塔得人立即投降，但临时革命委员会对此加以拒绝。同天，劳动国防委员会发布了由列宁、托洛茨基签署的政府公告，将喀琅施塔得事件宣布为“新白卫军的阴谋“。随后，喀琅施塔得兵变领导人及军事专家的亲属均被逮捕并被作为人质。

3月3日，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发布了对彼得格勒防区实施戒严的命令，封锁了来自喀琅施塔得的消息。当晚，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图哈切夫斯基等人前往彼得格勒以直接领导对喀琅施塔得的镇压。此时，对喀琅施塔得的包围中，已经形成了北方和南方两个战区。托洛茨基到来后，任命图哈切夫斯基为临时指挥，要求彼得格勒军区所有武装力量完全服从其指挥，并责成图哈切夫斯基拟定一份详细的进攻计划，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同时，将精锐部队和装备调遣入彼得格勒，调出情绪不稳定的水兵。3月6日18时，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喀琅施塔得发出命令，宣称如果24小时内不停止暴动，政府将采取军事行动，但未得到回应。

3月8日，红军的初次进攻遭到了喀琅施塔得人的猛烈反击。部分红军士兵甚至公开拒绝执行进攻的命令。南方军队集群的561团甚至整个团都拒绝进攻。3月8日晨，该团有一个营约600人向喀琅施塔得投诚。3月8日22时，红军不得不退回到最初的出发线，第一次强攻遭到了严重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