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生涯

We have no eternal allies, and we have no perpetual enemies. Our interests are eternal and perpetual, and those interests it is our duty to follow（没有永远的朋友，仅有永远的利益） 十九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一句话，成为了英国外交的立国之本。

爱尔兰来的丘比特

第三代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于1784年10月20日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他家自十七世纪晚期就定居爱尔兰。正如其他爱尔兰人一样，人们也常常听到有关于他的爱尔兰人魅力的传闻。他确实有魅力，并且利用了他。但是为什么人们会认为他具有爱尔兰人的魅力不那么容易理解呢？因为这孩子出生在英国汉普郡的罗姆西，其双亲都是英国血统，他是在英格兰长大的，也是在英格兰受的教育。他到了哈罗，很喜欢那个地方，后来又到了爱丁堡，在那里聆听了亚当·斯密的门徒杜格尔图·斯图尔特的政治经济学演讲。

由于法国大革命（坦普尔八岁时见过那场令人震撼的革命场面），年轻的坦普尔在巴黎投入了斯科茨大学生气勃勃的智力训练。其时正值该大学的兴盛时期。后来，他将这种艰苦奋斗的习惯带到了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1802年当他刚刚离开学校的时候，继承父亲爱尔兰贵族的爵位。同时还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7.5万英镑的财产和9万英镑的债务，他尝试过投资，最成功的一次他获得了1.7万英镑的收入，但钱却被他的合伙人给卷走了。经过几次失败后，1807年被选入议会。但他并不是由爱尔兰贵族选入贵族院,，而是作为怀特岛新港的议员进入下院。新港选区的领主提出一个条件是，帕麦斯顿永远不得进入这座城市，他应允了这个条件。

不久，他就成为海军部的一位低级大臣。他为乔治·坎宁作出炮轰哥本哈根、以防丹麦舰队落入拿破仑魔爪的决定进行辩护的处女演讲，使他赢得了荣升的权利。坎宁表示愿意让他担任财政大臣，而他接受了陆军部财政大臣的职务。

他依靠的是他的监护人马姆斯伯里勋爵的势力。在他的前面，是薪水可观（每年2480英镑）、很有前途的职业和摄政时期伦敦那绚丽多彩的社交生活。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喜欢与美貌女子交往。于是他就成了奥尔马克俱乐部的七个著名的女主人中三个的情人，这些贵妇对任何人能否进入伦敦上流社会都拥有否决权。杰西小姐，俄国大使迷人的妻子利文公主（她最喜欢勾引欧洲名流，包括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和考珀夫人---她们一个接一个的拜倒在这个年轻英俊青年的脚下，而他除了白厅的薪水和来自斯莱戈郡荒凉的土地上的地租以外一无所有。由于多种原因，考珀夫人是这三个被征服者中最重要的一个---她是梅尔本子爵的妹妹，即聪明又漂亮。帕麦斯顿最终同她结了婚。但是他大概在结婚之前就是她的一个孩子的父亲了。由于明显的原因《泰晤士报》喜欢称呼他“丘比特阁下“。

政治生涯

然而，尽管有如此活跃的社交生活，包括赛马和调情，帕麦斯顿作为陆军部大臣在禁卫军骑兵旅工作时仍很勤勉。除了本部门工作之外，他没有参加多少政治活动，虽然他在1811年曾将他在新港的选区换成了更有威望的剑桥大学选区议席。1826年，托利党人试图击败他，但是他任然占据着这个议席。他把这次托利党人的干预视为奇耻大辱，因为，实际上他自己也是个托利党人。

这一时期，他是托利党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和追随者。英国的两党统治，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主要是托利党领导内阁的时期。由于长期对拿破仑作战，政府将军费开支的全部债务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人民生活异常艰难。1815年以后，工人运动和民主改革斗争又重新高涨。帕麦斯顿为了维护托利党集团的统治，他在议会中屡次发表演说，为保持英国庞大的常备军而辩护；以后又在议会辩论中，宣称体罚是维持军队秩序“绝对必要的”手段。这时，他还以支持贵族军官们出卖军衔而著称。帕麦斯顿坚决反对任何改革。他说：“改革一旦实现必定会导致军事专制”。1819年，当广大群众在曼彻斯特附近的彼得广场举行大会，要求改革时，他派出军队镇压了这一民主运动（彼得卢屠杀）并参与制订六条特种法律，禁止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被人们称为“禁口令”。他维护因犯偷窃等微小罪行而被处以死刑的极刑制度。1820年，他蔑视人民群众要求缓处死刑的呼声，残暴地绞死了一个年青的窃羊者。帕麦斯顿在担任军务大臣期间的言行，清楚地说明了他是托利党贵族集团利益的忠实捍卫者。

1835年左右的帕麦斯顿

当时的首相乔治·坎宁于1827年8月去世，他的继任人戈德里奇子爵提议让帕麦斯顿当财政大臣。可是由于国王不同意而被否决了。帕麦斯顿在描绘他谒见国王的情况说：“乔治向我表示他对我是多么尊重和敬仰，他又多么乐意让我在财政部供职，假如不是有幸得到赫雷斯先生的服务的话，因为毫无疑问，赫雷斯是英国最适合担任这一职务的人选。我点头表示完全默认，并对陛下宽厚和令人欣慰的谈话方式致以谢意。”

1828年威灵顿就任首相后，由于议会改革的原因，帕麦斯顿辞去了他在陆军部的职务。他正在成为一个辉格党人，但是他是一个不喜欢激进分子的辉格党人。因此，查尔斯·格雷勋爵组阁时让帕麦斯顿做了他的外交大臣。这正是他长期竭力争取，其老友利文公主热情推荐的职位。在外交部，他是一个严厉的工头，一个纪律严明的人，要求他的部下高效率工作，结果很不得人心，他对待外国使节明显的态度粗暴，与其苛刻强硬的政策是一致的。他心里念念不忘的永远是英国海军，他也不允许别人忘记这一点：“外交官的议定书是很有用的，但是装备精良的重型炮舰是再好不过的和平保卫者，”这正道出了英国民众的心愿。

他采取的第一个重要政策性行动是承认比利时独立，比利时被称为“欧洲小卒”，但地位却至关重要。在维也纳会议上，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积极策划比、荷两国合并组成尼德兰王国，建立了阻止法国人侵的“屏障国家”。但1830年的比利时革命打乱了他的安排。刚刚继任的帕麦斯顿果断提出比利时独立的新思路。他多方斡旋，经过18个月的谈判，成功在伦敦召开“比利时会议”，主导会议通过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比利时国家的草约，又强行干涉比利时新国王人选问题。他极力反对法王路易·菲利浦的小儿子奈穆尔公爵当选，他威胁说：“奈穆尔接受王冠，将导致欧洲战争。”在他的压力下，维多利亚女王的舅舅利奥波德一世当选，成为安插在法国边界上的英国代理人。当议会于1832年通过了议会选举修正法案（帕麦斯顿个人认为，这一法案过分强调了民主）时，他发现欧洲独裁国家更加敌视英国。于是，他的政策又向左摇摆了。

外交生涯

1832年的议会改革，是十九世纪英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机。这次改革，在原来的金融贵族与土地贵族的联盟中，又加进了工业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在政治舞台上，托利党逐渐衰落，而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辉格党日益居于优势。当改革运动已不可遏止的时候，帕麦斯顿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他脱离了托利党明确投身到辉格党方面。他确信，及时对蓬勃发展的工业资本作某些让步，会使英国宪制更为有利，是防止普遍改革最可靠的手段。他说：资产阶级“将由不满宪法一变而为拥护宪法，因而宪法也就能大大加强和巩固”。　三十年代以后，帕麦斯顿一方面热心于自由贸易和完全经济自由的原则，支持1834年新济贫法，使工业资产阶级获得大批廉价劳动力，积极促进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另一方面，他又认为，1832年议会改革以后建立起来的、由土地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上层组成的两院制的英国君主立宪制，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因此，他阻止任何沿着民主方向发展的革命运动。继格雷之后担任首相的梅尔本子爵被威廉四世革职，正如帕麦斯顿所说：“我们全都下了台----这种让托利党人重现掌权的企图不可能长久，这个国家不会容忍这样下去，现在我要到布罗兰兹去打猎了。”使他那些过多劳累的官员不悦的是，五个月后他又回到了外交部。可是，他失去了议员席位，后来事实证明，这不过是暂时挫折。他付给蒂弗顿的一位议员2000英镑使之辞职让位，从而他又代表这个选区重返议会，没有遭到反对。气候几年，他致力于维护英国在伊比利亚半岛、土耳其和中东的利益。他的办法是投机取巧，恐吓与欺骗并用。总的来看这些办法是成功的。

事业并没有占据他的全部生活，1839年，55岁的帕麦斯顿与他的情妇，考珀伯爵52岁的遗孀结婚。他是个精力旺盛、工作勤奋，玩得痛快的人，而她则是一位精明娇媚的主妇。他们生活的非常幸福，除了都有一点反复无常的性情以外，彼此之间还是相当忠诚的。

然而，帕麦斯顿的恶习还没有完全改掉。在他结婚的同一年，他在温莎破坏了女王的一个侍女的贞操。维多利亚女王很震惊，阿尔伯特亲王更为震惊。更重要的是帕麦斯顿难以驾驭的政策惹恼了女王，而且使首相约翰·罗素勋爵惊慌不安。帕麦斯顿被解职了，借口是他没有禀告女王就承认了1851年路易·波拿巴·拿破仑的军事政变。他在几个星期以后使罗素政府下了台，从而报了此仇。

1845年的帕麦斯顿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