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

必然性

众所周知，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启动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从那时算起的。以这以后的党的历届代表大会为例，回顾一下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根据一个时期或阶段的形势和任务，我们党都曾分别就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作出过论述和部署。比如，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述了改革由农村走向城市，确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方针政策；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方向；1998年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阐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针政策；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思路和新举措；2004年的十六届四中全会、2009年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分别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专门就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作出部署。2006年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加强社会管理和创新作出部署。2008年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阐述和确立了完善土地流转，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的方针政策。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以上简述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是在35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不管国内环境条件怎样变化，也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始终是我们党历届代表大会的重要内容，是一以贯之、毫不动摇的基本国策，改革开放的主题始终不变，始终伴随着中国的发展、推动着中国的发展；二是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改革开放在不同时期或阶段也会有不同的侧重点，我们党适时召开全会审议和部署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重大改革措施；三是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是由浅入深、由乡村到城市、由经济领域不断向政治领域、社会管理领域、文化领域、生态领域、党的建设领域、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等拓展，范围越来越广，领域越来越宽、力度也越来越大。

联系对比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来看，尽管我们党也始终强调改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改革是全面的，但讨论审议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突出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应该说是第一次，从而使全面深化改革这一时代特征十分鲜明。我们一方面看到，全会通过的《决定》，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彰显了我们党对改革开放的决心、信心和新的自觉；另一方面也看到，全会突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系统部署了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等改革任务。尽管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是现在作出来的，但却是从改革开放的历史中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是一个由浅入深、由单项到多项再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过程，标志着改革领域的不断拓展、不断深入。改革开放之所以走向全面深化，这是一个时代性特征，既是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的反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兴旺的反映，体现了历史和今天现实中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

正如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的，我们党“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一论述精辟地阐述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这一历史进程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客观需要

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部署，既是改革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更是现实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我们党应对新情况、新挑战，克服各种困难和风险，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们幸福中国梦的重大举措。

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国民经济人均6000多美元，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创造中国奇迹的根本原因，这是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给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正如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的：“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发展之后，面临着发展的瓶颈和成长的烦恼。我们的现代化是和工业化同时进行，工业化和信息化同步发展，再加上经济转型和社会转轨的因素，遇到的矛盾和困难世所罕见，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前所未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历经工业化、现代化的上百年和几百年中渐次出现的不同阶段的矛盾和问题，集中出现在我们的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经济社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自然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严重以及消极腐败现象多发等问题接踵而来。特别是这些矛盾和问题，往往错综复杂、新旧交织、盘根错节、缠绕叠加，使得我们处于“两难”的选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局面，改革措施的制定和政策的出台必须注重相互照应，统筹兼顾，突出全面性，体现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能顾此失彼。尤其是面对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攻坚克难、涉险迈坎的任务更加艰巨，这就决定了要以更大的决心、智慧和力度全面推进和深化改革，靠全面深化改革赢得发展的新优势。所以说，三中全会确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是应运而生、顺势而为，是客观现实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深深植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基础之上的。

核心性

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没有重点，不是平均用力，重点是什么？着力点是什么？三中全会《决定》讲得很清楚，这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如何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又如何更好发挥作用？这里的关键在于“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可以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位置，是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缘何如此？这是由政府所处的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心位置所决定的。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社会的改革需要政府的主导、引领和组织实施，另一方面随着诸多领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日益突出，政府管理体制已成为改革的对象；一方面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职能加大彰显政府行政管理的作用，而另一方面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保持经济社会活力，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也同样加大了政府行政管理的责任和义务；一方面政府管理要按照效率和公平原则调整利益格局，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的部门和人员也处在利益格局的调整之中，面临很多诱惑，以权谋私的风险加大，廉洁自律的要求更高。

由此可见，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的矛盾很多、焦点集中，处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之中。这种客观情势，决定了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牵动力、影响力、辐射力大，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具有关键内核的作用和示范引领的效应。更为重要的在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动因固然要取决于外部因素，但决定性的首要因素还是自我改革的意识和责任。在各种矛盾交织的复杂情况下，在需要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下推进改革，就更加需要强调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自我改革意识和责任。只有政府加大行政管理体制自我改革的意识和责任，担当起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角和重任，才能破除和克服各种思想障碍和其他障碍，积极稳妥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并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全面改革提供动力和保障，从而发挥引领全面深化改革的积极作用。

可以这样说，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明显成绩，但还有很多不适应、不符合新形势新任务的问题，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问题是“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较多，不该管的管了、管多、管滥了，导致市场和社会缺乏应有的活力和创造力；该管的没有管起来或没管好，又造成市场和社会出现不应有的无序和混乱。一些地方审批过多，延误时机，官僚作风严重；产能过剩，重复建设，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这些显然是和政府干预微观经济过多有关；而忽视民生问题、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以致教育、住房、医疗、社会治安、食品安全、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问题积累较多，这又显然和政府作为不到位有关。政府管理方面的这些乱象，无疑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行政管理体制不适应、不符合的必然反映，同时也凸显了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加快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应该看到，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变具有二重取向：一方面不适应、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职能要弱化、淡化；另一方面适应和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某些管理职能要健全和强化。问题的存在包含着问题的解决。既然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着“越位”、“错位”、“缺位”的二重现象，那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必然要在两个方面着力：一方面要大力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简政放权，取消和缩减不必要的政府审批项目，规范审批行为，减少审批环节，市场能办的交给市场，社会能办的交给社会；另一方面，政府该管的一定要管住、管好、管到位。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毫无疑问是政府的职责，这些职责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不仅不能减少和削弱，反而应当得到有力的加强。

也就是说，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一定要全面辩证地认识政府职能转化，既不要该放权的不放，或明放暗不放或这边放那边收，依然故我；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放弃政府应有的管理职责，陷入少管或不管就是好政府的认识误区，大撒手、不作为。这两种倾向都是应当防止和避免的。

改革，就是利益的调整。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普惠式的改革让所有人受益，如今的改革则需要打破固有利益格局。十八大以来，不论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公开表态，还是陆续推出的改革措施，都让人们看到了中央坚定不移推进改革、打破固有利益格局的决心。“老虎和苍蝇一起打”的雷霆出击、“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铿锵有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求真务实，正是最大范围凝聚改革力量之举。35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一路走来成就“富裕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35年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承担着改革攻坚的重要使命，一路前行建设“富强中国”，共圆伟大复兴之梦。上世纪90年代初，当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之后，邓小平不是让改革停下脚步，相反却加快推进改革，“南巡讲话”把改革开放推向新的高潮，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的快速增长。如今，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进入了攻坚阶段，改革模式本身也需要加以变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激发中国变革新活力，再启中国增长强动力，升级中国经济硬实力，同心共筑中国梦，我们充满期待。实践证明，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中国的未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号角已经吹起，让我们以更大的勇气去继续探索深化改革的道路与模式，以更坚定的信心去践行改革开放的理念，用新的姿态迎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