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徽含义

“木铎”的历史悠久，是灿烂中华文明的一个象征。据可考的历史记载，“木铎”的起源至少可追溯至商周时期，最初作为警世、布政、宣教的辅助工具，根据朱熹的说法，“金口木舌，施政教时所振，以警众者也。” 木铎开始被赋予象征意义，见于《论语·八佾》，其中有“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的记载，将“百代素王”、“万世师表”的孔夫子比作“木铎”。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木铎的形制、纹饰、功能多有变化，经过不断的文化诠释和意义转化，它寓教师与教育、文化与教化、天道与师道等多重意味于一身，成为了一个有着丰富内涵和具体形制的文化意象。

演变经过

对于社会大众和北师大人来说，最具有北师大表现力的标识，莫过于“学为人师，行为师范”的校训碑和“木铎金声”的广场雕塑。前者代表了师大人的学识追求和行为导向，后者则展现了北师大的精神品质和使命担当。论年岁的早晚，作为北师大徽识的木铎，其定型化时间要比八字校训的认定早得多，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修正和提炼的过程。回溯这个历史，有益于更好地体会北师大的精神和传统。

京师大学堂和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时期

早在京师大学堂时期和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时期，北师大的办学理念就与木铎的意象有高度的契合。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历史，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是滥觞。梁启超先生把师范作为“群学之基”，这一理念也体现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其落实方案是在京师大学堂中设“师范斋”。在京师大学堂的办理上，管学大臣张百熙 “首重师范”，师范馆能够成为京师大学堂的办学主体和核心，张百熙功莫大焉。张之洞主持清廷学部期间，对于办理师范教育也格外重视。1909年，身为军机大臣，他亲自出席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的新址开学典礼并致辞，希望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能够 “为全国教育之标准”，做中国教育的“北斗”。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期

中国高校设计“徽识”并使用“徽识”标志，主要是学习欧美大学的结果。1912年，陈宝泉先生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在他长校近9年的时间里，他将“教育为国家命脉，师范为教育胚胎”的思想和“以成己成物为励学及服务之方针”的理念推行于高师的办学实践。

1916年4月，北京高师出版《校友会杂志》，首辑封面上开始出现“木铎”的图案。图案以长柄“大铃”为主体，明显借鉴了东汉许慎“铎，大铃也”的释义。在构图上，铎体肩部两侧各饰一下垂的“稷穗”，铎底的“舌头”和铎柄的“挂孔”各系蝴蝶形的丝结，铎体周边由丝带环绕。铎面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的篆体黑字。在色系的搭配上，铃体黄铜，丝带草绿，而嘉禾浅棕。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稷为五谷之长”，关系社稷民生。丝带的寓意已不可推测，但在它的烘托和装饰下，“木铎”的“感召”“教化”的象征意味得以凸显，这是学校以木铎图形喻示学校办学理念的开始。陈宝泉因办学有方，深受师生的爱戴，校友评价他：“吾师桃李满林，铎声一振，弟子来归。”

1916年《校友会杂志》上的木铎图案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前期

北师大最早明确以木铎为校徽始于1931年。

在学校印制的《民国廿年师大同学录》的内页，印有“木铎”图案，并注明为校徽。与《校友会杂志》的木铎图案相比，这个构图更为简练，丝带、嘉禾等附着物已不再现。木铎开始采用编钟形状。其顶部有带几何纹饰的柄，上径小，下径大，底口两端呈尖角形。在木铎的肩面，两穗嘉禾环柄排列，顶部由一太阳照耀。校徽底色为深蓝，铎面有白色篆体的“师大”二字。从书法的形韵来看，应是钱玄同先生的手笔。

之所以简称“师大”，因国民政府施行“高师改大”政策，到1931年，北平师范大学成为全国维一的师范大学，提起“师大”，非北平师范大学莫属。与1916年的构图相比，禾穗由沿面下垂而改为置顶上刻，形象由具体而抽象，由此也可见两幅构图的承续关系。该校徽从1931年一直使用至1934年初。

1931年的校徽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后期

1934年5月，学校校务会议通过了对校徽图案的修改建议。新校徽的图案为汉古铜铎形状，借鉴了编钟的形制，铎的上部改为环形。颜色由蓝、白、金三色组成，分别为蓝色底色、金色纹饰、白色字体。与1931年的校徽相比，新校徽的造型更加典雅，结构更加严谨。1937届毕业生赵擎寰先生对于这一时期的校徽有着清晰地记忆：“这种校徽用铜坯珐琅制作，蓝地金黄线条花纹，‘师大’二篆字白色。……我们入学报到发给校徽，它的背面有编号数字。”木铎校徽成为学校师生的身份标识。

1934年的校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