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关系共1人

严修

好友

严修（1860年-1929年3月15日），字范孙，原籍浙江慈溪，出生于天津，中国近代教育家、学者[1]。 严修23岁应顺天乡试中举人，次年中进士，1886年授翰林院编修。1902年严修到天津创办了严氏女塾，举荐陈筱庄（陈宝泉）等人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等科深造，1904年与张伯苓等人成立私立敬业中学堂，即南开中学前身。1905年清政府成立学部，严修任右侍郎参与起草“教育宗旨”，提出“全国之人，无人不学”的“普及教育”主张；提出了“尚公”“尚武”“尚实”，即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实用教育等内容。主要作品有《劝学文稿》[2]。严修于1929年3月15日逝世[1]。 严修与华世奎、赵元礼、孟广慧并称近代天津四大书法家。

全文

人物生平

早年时期

清朝时期的徐世昌

咸丰五年（1855年），徐世昌生于河南卫辉府，祖籍浙江省宁波府鄞县，天津图书馆馆藏档案记其籍贯为“浙江鄞县”。其祖辈明季北迁燕京，清军入关时南逃天津，落籍天津，是为天津寿岂堂徐氏。曾祖父、祖父在河南为官，故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府府治汲县（今卫辉市）城内曹营街。日后发达，凡遇以上三地人士，徐世昌皆称同乡；徐世昌之善于拉关系、交朋友，于此可见一斑。

徐世昌幼年丧父，母教甚严。虽家境贫困，典当以延师教子，并自督课，且重德育。徐世昌稍稍长大一些，每交一个朋友，他的母亲一定去考察一下那人的人品如何，如果真的是贤才，则以美食款待；否则立即训斥并令其不再来往。

同治十年（1871年），徐世昌十六岁时开始课人兼自学，以经营薪米；十七岁因善书小楷，随叔祖父充任县衙文案；十八岁为某知府治函札兼会计，以文会友；二十四岁为准宁县知事治理文牍，遇袁世凯，徐袁二人一见倾心。袁世凯见徐世昌青衣敝履，虽边幅不修却神采飞扬；谈吐间，显露出勃勃雄心与满腹经纶，赞道：“菊人，真妙才也！”当时徐世昌、徐世光兄弟无钱赴应天府应乡试，袁世凯即赠银百两以为川资，使徐氏昆仲得已成行，并同时中举。

佐理袁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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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到任不久，袁世凯即因克扣年饷、诛杀无辜被人告发，军机大臣荣禄与陈奎龙负责查办。徐世昌与陈奎龙为同榜进士，私交甚笃，于是为袁世凯说请，袁世凯得以逃过一劫，使一场弥天大祸消弥于无形，袁世凯自是对徐世昌感恩不尽。徐世昌在小站练兵工作虽只两年多，但他一来便受到袁世凯的高度信任与尊重，言听计从，称之为兄；二来是翰林出身，受到将领的尊重，皆称之为师；三来工作勤奋，自学军事及英语，先后编写了《新建陆军兵略存录》及《操法详晰图说》十三册，以统筹全军训练及教育，成绩卓著，声望很高，从而奠定了自己在北洋军队中仅次于袁世凯的地位，也达到了“以文修武、以军功进身”之夙志。小站练兵，是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袁世凯、徐世昌皆功不可没。徐世昌最先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近代化军事理论，制订了中西结合的军制、法典、军规、条令及战略战术原则。后来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皆是从小站新军中成长起来的佼佼者。1

徐世昌与袁世凯一样，即有政治野心、也有爱国热情，徐世昌在翰林院时曾因甲午战败，与数十名同事联合弹劾李鸿章；时值戊戌变法，徐世昌、袁世凯都参与了维新运动。但在关键时刻，当新旧势力交锋、维新势力将希望全部寄托在掌握军权的袁世凯身上时，袁世凯却听信了“军师”徐世昌之言：“帝虽一国之主，然当政日浅，势力薄弱；后（西太后）则两朝总持魁柄，廷臣疆帅，均其心腹，成败之数，可以预卜。与其助帝而致祸，宁附后而取功名。”袁世凯深以为然，遂向荣禄告密。在义与利的选择上，徐世昌、袁世凯很现实地选择了趋利避害。二人均以戊戌六君子之血染红了顶戴花翎，从此深受后党恩宠，平步青云。诚然，即使当时徐赞成支持新党，亦是以卵击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历史上又有几人？不过袁世凯之恶在于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十分险恶卑劣，故当时有民谣骂袁世凯曰：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国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袁世凯因难逃其责，幕后高参徐世昌亦难辞其咎。2

清廷重用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西狩，徐世昌随行护驾，得到青睐。张之洞、袁世凯又交章保荐徐世昌，徐世昌遂得重用。在随后的三年中，他相继涉足清廷政务、财务、军务、学务。光绪三十年（1904年），徐世昌得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会试之阅卷大臣，也圆了徐世昌十年翰林以来主考之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徐世昌奉旨入值军机处，同年年底即授军机大臣，署理兵部尚书。这一年徐世昌正好五十岁。徐世昌获此殊荣，尚未停止升迁的脚步。51岁时朝廷又任徐世昌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东三省将军事务，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系从一品级，各省督抚联名奏事，以徐领衔，排在直隶总督袁世凯之前。

而在同一年，袁世凯与张之洞皆丧失了具有实权的总督大臣之位，入京担任了奉旨办事的军机大臣。

总督东北

就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

东北三省为清朝之发祥地，因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至清末，在徐世昌上任时，东三省在十年之内连遭俄国、日本两强三次大洗劫，国土大片沦丧，几乎成了两强的殖民地，民办凋残，疮痍满目。为谋挽救，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清廷派载振、徐世昌（皆为军机大臣）赴东北全面考察，并要求对症下药，提出解决方案。经两个多月数千里路跋涉，徐世昌向清廷提出了《通筹东三省全局折》，洋洋十万余言，此时徐世昌对治理东北，已成竹在胸。徐世昌一到任，首先针对其不治之原因——“以治兵之职，而辖管理民事之官，所务不同，利害亦异，隔阂既甚，牵制斯多，其终乃无一利之能兴，无一弊之不出”——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确立总督一人负责制，“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以一人之力总集群策，复以全国之力倾助车隅之地”。设行省公署，所属各司与督抚一起共同办公，“事则公商，移则会画”，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建立起高效率决策机构和运行机制，同时也适应了推行清末新政的要求。他强调值此非常之地、非常之时，非改革无以图存。为惩治腐败，更新吏治，徐世昌还推行了一系列具体政策，付诸实施。与此同时，他还大力招贤，尤其重用具有真才实学的留学归国人才，并向全国招揽第一流的时务人才，使东北三省“一隅之地，人才济济”；对贪官污吏则严厉打击，杀一儆百。上任数月，即查清并处理案犯数十起。其雄才大略，可见一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