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布鲁（1909——1972），原名陈泊，1909年出生于海南岛一个渔民之家2。1926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琼海工农红军，在攻打博鳌失败后，被迫流亡海外。在印尼开中餐馆的三舅，收留了陈泊，还供他就读华侨中学。1930年，陈泊任马来亚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化名“布鲁”——这是马来语“螺丝钉”的译音。1936年和一批被驱逐回国的同志乘船经香港回到祖国大陆，陈泊随后被全国总工会调到了延安。1942年陈泊一手破获的国民党军统“汉中训练班”大案在边区引起轰动，总共有60多个潜伏特务落网。情况上报到中共中央，毛泽东感到十分振奋，赞赏道：“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又说：“可惜我们只有一个布鲁，再来10个布鲁就好了。要用布鲁这样的人保卫延安！”不久，陈泊就被任命为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处长。解放初期，陈泊在广东担任省公安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

1951年，刚40出头年富力强的陈泊，被突然涌起的一股政治漩流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在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领导下，办案部门以陈泊“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然而，10年监狱生活过去之后，又被押送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监督劳动。自1961年起，这位谍报战线身手非凡、曾有延安的“福尔摩斯”之誉的杰出斗士，在劳改农场又苦熬了11年。1972年2月25日，陈泊终因疾病的折磨，在农场医院含冤去世，终年63岁。铮铮铁骨、刚直不阿，最终惨死在劳改农场，可谓千古奇冤。

所幸，折腾了整整三十年，使一千多人无端受到牵连的“两陈冤案”，终于被彻底翻转过来。1982年5月，陈泊及原副局长陈坤的冤案才得到了平反。公安部长赵苍壁在大会上致悼词，指出：“陈泊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特别在延安九年，对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广州解放前夕，他在华南分局和广州市委领导下，迅速恢复了广州的治安。他爱憎分明，对敌狠，对己和。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一生。但在全国解放初期，对陈泊同志曾作过错误处理。现经复查，已予平反，恢复名誉。”

冤案背景

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四野、二野大军进逼两广，叶剑英受命出任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他带领一批干部来到江西赣州，与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副书记尹林平等人会合，组成中共华南分局，其工作重心是准备接管尚在国民党手中的华南都市广州。对于广东的社会治安和打击匪盗特务，叶剑英是有所考虑的。他在延安时期就知道陈泊的情况，很想到广东后任用这位红色“福尔摩斯”。于是，便几次致电陈正人，请江西省委“割爱”，让陈泊调到广东，担任广州市的公安局长。陈正人拗不过叶剑英的要求，只得同意放人。

10月中旬，陈泊离开江西南昌，来到中国南部最大的都市广州，他的职务是华南分局社会部长兼广东省公安厅长，广州市委常委兼市公安局长。这位豪气冲天的红色“福尔摩斯”，打算在南国的都市竭尽自己的忠智大干一场，但万万没有想到，这里竟成了他蒙难道冤、悲惨屈死的地方！

广州上任

广州是人民解放军攻占的大陆最后一座重要城市，一败涂地的国民党除了布置大量的特务潜伏下来，还网罗了港、澳当局清出的一批盗匪歹徒及流散的警宪人员，把一座阳光初洒的花城搅得乌烟瘴气，令平民百姓惊恐不安。

当时广州市公安局还有3名副局长，孙乐宜、朱明是南下干部、20年代的老党员，陈坤是广东地方干部，原为中共在香港的情报系统负责人。11月上旬，即陈泊等人随叶剑英进入广州10余天，叶剑英找广州市副市长朱光和陈泊商谈广州的治安问题。这段期间，潜伏下来的盗匪特务与黑社会恶势力相勾结，乘我革命秩序尚未建立起来的混乱之际，到处兴风作浪，杀人抢劫，活动十分猖獗，每日发生的抢劫案达100多起。叶剑英讲道：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地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制止抢劫案，使社会治安得到根本好转，于国内国际的政治影响非常不利，市公安局必须以此为工作重心，打开斗争的局面。

成绩斐然

刚刚接管过来的广州，人民政府处于初创阶段，市公安局尤其需要大量警力，干部严重缺乏，而南下干部不懂广州方言，情况不熟，于是同为广东人的陈泊与陈坤肩负的责任更重。陈泊主持召开了两天的局党委会议，对工作作了认真研究，成立3个武装便衣队，每个队员配备以短枪。为尽快侦破敌特组织，便衣队利用一些反正过来的敌特分子以及三教九流人物多方侦查线索，捕捉匪特。陈泊从市局派出两名广东籍的科长担任便衣队正副队长。便衣队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得全市的抢劫案迅速下降。

此外，市公安局从地方和部队调进大批人员，还从原国民党警察局挑选数百警员充实公安队伍。在各方面人员基本具备的情形下，按照局党委制定的工作方案，紧张有序地铺开各项工作，只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全市的公安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破获各种匪特制造的抢劫、放火、杀人案件320多起。抓捕人犯1500多人，缴获敌特的电台13部，各类长短武器逾千支；挫败了国民党特务妄图爆炸广州市军管会办公大楼的阴谋，抓获特务11人，包括台湾所派遣的军统上校组长，并使特务电台的报务员为我所用；配合地下党策反了白崇禧部所辖的“桂山号”军舰，舰上400余官兵全部起义投诚，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内线关系从澳门特务站站长郑某家，取得一批军统机要文件，其中有广州潜伏特务的花名册和地址、台湾发来的电报指示与“潜伏工作月报”。据此将国民党军统、中统及国防部二厅的三大特务系统设在广州的地下组织，一举扫击殆尽；与地下党组织联手调动金融界的关系，将蒋介石特批给“副总统”李宗仁赴美的3万元美金截获，为广东获取了一笔“意外之财”。

中共华南局、广东省委对市公安局的工作大为满意。叶剑英在写给公安部领导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到：“广州市的潜伏敌特力量迅速得到肃清，社会治安的根本平定，与陈泊同志的领导努力是分不开的。”

谁也不曾料想到，40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陈泊，干得正得心应手的时候，却突然遭到灭顶之灾！

1951年1月24日夜晚9时，正在家里办公的陈泊，被省公安厅人事处长派车接到华南分局的一个小会议室，由从北京赶来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宣布逮捕，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副局长陈坤。3天之后，陈泊与妻子吕璜及两个孩子，陈坤与妻子高华及3个小孩，被押送到广州火车站，由一个班的战士武装押解北京。两个昼夜到达北京后，两家人被直接押到公安部软禁起来。

继陈泊、陈坤被押往北京后，一场空前规模的大逮捕铺开了，短短的十几天之内，广州市公安局中有300多人被抓，而在广东省公安厅被抓的人数超过了700人。短时间在一个省的公安系统内，进行如此大范围的抓捕行动，令人万分震惊。以两陈被捕为标志的这一事件，成为建国后公安系统第一大案件。

长期折磨凄然而逝

两陈被押解北京后不久，中共华南分局在广州召开分局、省、市三级干部会议，由公安部部长作了“关于陈泊、陈坤所犯严重错误”的报告。报告中指控两陈系“暗藏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的黑后台”。这让会场上所有人震骇不已，目瞪口呆，心惊肉跳。一年来曾被上级称赞为在广州公安战线做出卓越贡献的陈泊、陈坤，竟然是坏人！尽管不少人心存疑惑，但话自罗瑞卿口出，又能有什么异议？随后，根据上级的布置，广州全市公安战线掀起了“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要求所有的干警“站稳立场成清界限”，人人揭发，个个表态。而在省公安厅内部，加紧了对上千名与“两陈案“相关人员的审理，一些被认为与两陈有直接关系的重要“犯人”，遭到不分昼夜地轮番审讯。这个任务犹如铁板一样：一定要挖出隐藏在广州市公安局内部的“中统特务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