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关系共1人

黄知真

儿子

黄知真（1920年10月-1993年2月5日），男，江西横峰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参加革命工作，高中文化。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后勤部政治委员，第一纵队党委秘书长，第一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华东野战军后勤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的卓越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西省上饶专署第一任专员、江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共江西省委统战部部长、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 1993年2月5日逝世。

全文

人物生平

黄道，原名黄端章，号一鸣，1900年5月21日出生于江西省横峰县姚家垅一户农民家庭。自小聪颖好学，19岁考入南昌二中，立下改造江西，拯救中国的爱国志向，与袁玉冰等创建江西改造社，出版《新江西》季刊，传播新文化，继而传播马克思主义。1923年秋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次年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北师大党支部书记。

1926年3月16日，与时任北师大学生会主席的邵式平等北京市学联负责人，共同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反帝爱国运动，却遭到段祺瑞执政府的残酷镇压，制造了死47人，伤200多人，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黄道在惨案发生期间即遭反动执政府的通缉，奉党组织决定，他与邵式平一起回江西从事革命活动。

黄道烈士墓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前夕，身为中共江西省委领导层的一员，代表省委与以周恩来任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代表刘伯承秘密联络，商讨有关武装起义问题。8月1日，直接参加了闻名中外的南昌起义。

中共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制定了“土地革命”的总路线，从此，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当时，因南昌起义的武装部队南下广东，黄道又一次遭反动当局通缉，根据中共江西省委的决定，他潜回自己的家乡横峰县，在少数民族畲族的聚居地楼底兰家成立中共横峰区委，任书记。与时任中共弋阳区委书记的方志敏和邵式平等一起，投身土地革命，共同领导弋（阳）横（峰）农民武装暴动，开始了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历程。

在弋（阳）横（峰）革命根据地的创立阶段，方志敏调任中共横峰区委书记，立足楼底兰家，把主要精力放在扩大农民武装暴动方面，并与邵式平、黄道共同创建工农武装。

1928年春，国民党调集军队，对初创的弋横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当新生的红色政权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方志敏主持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方胜峰会议”，批判了红旗能否打得下去怀疑论者“埋枪逃跑”的错误主张，制定了坚持革命根据地斗争新的策略。

黄道不辱使命，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与方志敏一道（一年间，方志敏经常到贵溪），建立了中共贵溪县委，并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于1929年初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贵（溪）余（江）万（年）农民武装暴动高潮。随之整个革命根据地扩大到信江流域的8个县，并于同年10月1日成立信江特区苏维埃政府，标志根据地由弋横进入信江阶段。

1930年7、8月间，中共赣东北特委、赣东北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标志根据地由信江进入赣东北阶段。黄道与方志敏等强烈抵制“左”倾路线，共同受到降职处分。

1931年3月下旬，为要整顿因涂振农担任红十军政委而造成军纪一度涣散、不愿与国民党军队正面交锋的非正常状况，方志敏亲自兼任红十军政委，而把原来担任的赣东北特区苏维埃主席职务交由他最为放心的黄道代理。在此期间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擅长党务的黄道接任特区苏维埃主席之后，同方志敏一样把政务处理的井井有条。不但使党包办苏维埃的问题进一步得到解决，还加强法制建设，着手起草《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暂行刑律》。

方志敏率军从闽北回归赣东北之后，重新担任苏维埃主席职务。不久，黄道调任中共闽北分区委书记，党务、政务、军务一手抓，把革命的天才愈加发挥的淋漓尽致；刚去的第一个月，连续召开中共闽北分区委扩大会议，通过《政治任务决议案》；召开闽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重新颁布《施政大纲》，着手制定包括分配土地在内的法律条例；加强闽北红军独立团和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群众武装的战斗力，同时创办闽北红军医院；重新选举产生闽北总工会等，整顿各种群众组织。在党和苏维埃的旗帜下，闽北苏区广大人民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黄道革命的天才。

1932年11、12月间，中共闽浙赣省委、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相继建立，标志这块革命根据地由赣东北进入闽浙赣阶段。

1933年4月26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0次常会决定划中央苏区的建（宁）黎（川）泰（顺）数县和闽浙赣的闽北分区，新开辟的信（江）抚（河）分区组建闽赣省，闽北苏区因此一度成为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黄道担任中共闽赣省委常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闽北苏区在这个新成立的省份中区域面积最大。同年年底，闽赣省在国民党调集百万大军的第五次“围剿”中，首当其中被分割。此后，闽北苏区重归闽浙赣省管辖，干部人事频繁调动，但黄道仍留在闽北，领导苏区军民开展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1月，当赣东北苏区反“围剿”斗争面临极度险峻的局面之时，方志敏曾发电报给中央，要求把闽浙赣的首脑机关迁移到闽北，只是中央为要方志敏担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率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皖南进军，这个战略主张遭到否决，否则，闽浙（皖）赣地区的革命斗争，将会是另一种局面。此时，黄道在闽北，领导广大军民已开始逐步转入三年游击战争。

尽管闽北苏区先后隶属闽浙赣或中央苏区，都由黄道负全面领导责任，革命天才加不懈奋斗，使他在长期的土地革命战争中屡建奇勋。

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继而进入全民族的抗日战争。黄道领导闽北军民汇入抗日洪流之前，已历经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当闽北苏区军民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的紧急关头，黄道以革命家的政治敏锐，适时作出“主动撤离大安（闽北苏区首府），保存有生力量，依靠武夷山区和人民，坚持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苏维埃革命的许多政策策略也随之转变，从而使整个局面不致于极度恶化，红军主力也得以保存。红军游击队获上饶县“甘溪大捷”之后，黄道又主持中共闽北分区委会议，制定了“以老区为依托，挺进敌后，开辟新区，内线与外线结合，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随之，闽北红军独立师分兵游击，依靠各地群众，历经一年有余的奋斗，开创了闽北、闽中、闽东北、抚东四大游击分区。游击战争相对稳定的1936年4月，黄道与闽东根据地的领导人叶飞举行“洞宫山会议”，正式成立中共闽赣省委，黄道任书记，叶飞任军区司令员。会后，各自回原地继续担负领导责任。黄道身为省委书记，除充分施展其革命天才之外，在极其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中，同样要经受饥寒交迫的生存考验，有时肚子饿的咕咕叫，只能夜宿山上数星星。此时，他会出题问身边的同志们“什么最快乐”，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引领一群革命者战胜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他还作过《无题》诗一首：踏火归来又赴汤 / 只身亡命是家常 / 东西南北路千里 / 父母妻儿各一方 /叹息斯民犹困顿 / 驰驱战马未玄黄 / 锋烟稍憩农夫舍 / 索得农茶作胆尝。字里行间，透露了因“赴汤蹈火”造成与妻儿天各一方的“亡命”困境，更表达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革命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