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的学者生涯

德尔布吕克1848年11月出生于贝尔根。他的父亲是一位地方法院法官，母亲是柏林大学一位哲学教授的女儿。在他的先辈中有神学家、法学家和大学学者。他起先在格赖夫斯瓦尔德的一所预备学校接受教育，以后在海德尔堡大学、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很早就显示了对历史学的兴趣，听过诺尔登、沙费尔和居贝尔等人的讲授，这些人都深受兰克为历史学术开创的新的科学潮流启示。作为波恩大学一名22岁的学生，他参加了普法战争，其间因突患斑疹伤寒奉命退役。痊愈后，他重回大学，在居贝尔指导下于1873年获得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主题是11世纪德意志的一位编年史家拉姆贝尔特·冯·赫尔兹费尔德。他对其著述进行了深入透彻的评析，首次展示了他在考证方面的机敏，那将使他的所有历史著作卓越不凡。

1874年，在巴登政府大臣弗兰茨·冯·罗根巴赫的帮助下，德尔布吕克被任命为腓特烈王储第4子、6岁的普鲁士亲王的瓦尔德马的私人教师，一直到王子夭折。在这个岗位上的五年不仅使他得以洞察当时的政治问题，还有助于使他的注意力转向军事。在符腾堡1874年的春季演习期间，他一面履行自己作为后备役军官的年度义务，一面阅读弗里德里希·威廉·吕斯托的《步兵史》 ，后者是一位前普鲁士军官，为躲避政府对其 1848～1849年的政治活动的惩罚而逃离该国，1860年在西西里担任加里波第的参谋长，并且是瑞士参谋本部的创始人之一。 德尔布吕克后来说阅读吕斯托的书决定了他选择军事史研究生涯，尽管事实上直到 1877年他才开始认真从事战争研究，当时他被给予机会去完成格奈瑟瑙的回忆录和文件的编辑工作，那是已由格奥尔格·海因里希·佩尔茨开始的。当他潜心于德意志解放战争史的研究时，他强烈地感觉到两类战略思维似乎有根本的不同：一类是拿破仑和格奈泽瑙的，另一类则是卡尔大公、威灵顿和施瓦岑贝格亲王的。当他随编辑工作之后撰写格奈泽瑙传记时，他进一步探究，这种不同便看来更加明显。19世纪的战略总的来说同前一个世纪的战略显著有别。他首次阅读了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并且与腓特烈宫廷里的军官们作长时间交谈。在此过程中，他对军事史的兴趣变得更浓，决心探寻战略和作战的那些基本的、决定性的要素。

1879年瓦尔德马亲王去世后，德尔布吕克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虽然其间并非一帆风顺。1881年他获得在大学执教的资格，但他在柏林大学就1866年战争作首轮讲授时，引起了大学院长的反对，原因在于主题是当代性质的，而且他并未获准教授军事史。这位年轻学者仍然坚持下去，但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到了久远的历史时期，首先讲授自封建制度初始起的战争艺术史，然后将自己的研究进一步往前推，推到从希波战争至罗马帝国衰亡。他开始系统地研究古代和中世纪史料，发表了一系列短篇研究作品，主题分别涉及希波战争、伯里克利和克里昂的战略、罗马军团支队的战术、早期日耳曼人的军事体制、瑞士与勃艮第之间的战争、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的战略等。同时，他还鼓励学生对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做同样细致的研究。从这些讲授和专题论文中，产生了德尔布吕克的《政治史框架中的战争艺术史》，其第一卷于1900年问世。（全书共7卷，但只有前4卷才能被认为是德尔布吕克自己的作品）。

德尔布吕克全神贯注的军事史领域在学术界并未得到高度看重，与此同时他的政治和政论活动往往对帝国的政策有强烈的批评性 (他从 1882～1885年任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属自由保守党，1884～1890年任德意志帝国议会议员，1883～1890年是《普鲁士年鉴》编委会成员，此后成为该刊惟一主编)，这些大有损于他得到承认，而那是他的学术水平在正常情况下本来会得到的。他直到1895年才当上教授，其时在柏林大学新设立了一个非教席教授职位，普鲁士文化部内负责大学事务的官员弗里德里希·阿尔特霍夫指定由他担任。一年后，当他继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之后出任世界史教授时，他才成了教席教授。然而，他从未成为他所在大学的院校长，也从未入选普鲁士科学院，虽然这些荣誉落到了远不如他的同事们身上，他们从来不曾写过或做过任何能与他那流芳后世的工作相媲美的论著或业绩。

辉煌的战史大师

《战争艺术史》从第一卷出版的时候起，就成为激烈抨击的对象。古典学者怨恨德尔布吕克很不客气地对待希罗多德，中世纪研究家攻击他对封建制度起源的论述，满怀爱国心的英国学者则对他轻视玫瑰战争大感愤怒。许多由此而来的争议在该书后来再版时被写入了脚注，在那里仍能见到尚未平息的学界怒火。不过，就其主要梗概而言，专家们的抨击无损于这部著作的地位，它受到种种不同读者的广泛赞誉，其中包括魏玛共和国的国防部长威廉·格罗埃内尔将军和社会主义的大政论家弗兰茨·梅林。前者说它“绝对独一无二”， 后者称其为“新世纪里资产阶级德国的历史编纂学产生的最重要著作”，而K．博卡罗夫在他写的苏联国防部编《战争艺术史》全译本第一卷导言里，更少保留地重复了梅林的评价(“不仅就取材范围之宏大，而且就探究辨析之严谨而言，是该领域内最伟大的著作”)。

写作的目的

在德尔布吕克撰写的四卷当中，第一卷讨论了从希波战争直至恺撒麾下罗马武功的全盛时期的战争艺术。第二卷主要论述早期日耳曼人，但也论及罗马军事机器的衰落、拜占庭帝国的军事组织和封建制度的起源。第三卷用于论述战术和战略在中世纪的衰败，乃至近乎消失，其结尾部分展示了战术形式在瑞士－勃艮第战争中的复兴。第四卷将战术方法和战略思想的发展一直论述到了拿破仑时代。

在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逝水年华》第三卷中，一位年轻军官说道：“在一位军事史学家的史述中，最琐细的事实，最微不足道的事件，仅仅是一种观念的表象，这观念必须得到分析，而且它往往有如一个复写本，从中可以揭示出其他观念。”这段话相当准确地描述了德尔布吕克的军事史观。他感兴趣的是总的思想和趋势，而非充斥于早先的军事史书中的细枝末节。在第一卷的导言里，他特别否认有任何意图来写一部无所不包的战争艺术史。他指出，这样的著作必须包括诸如“训练细目及其指导，武器技术和养马技能，最后还有整个海军事务——诸如此类我全无新鲜话可说、或者根本不懂的事情”。德尔布吕克史书的写作目的表述在书名里；它是一部政治史框架中的战争艺术史。

在第四卷的导言里，德尔布吕克对此做了更详细的解释。这部著作的根本目的，是在国家体制与战略战术之间建立起联系。“认知战术、战略、国家体制和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便是思考(军事史与)世界史的关系，它揭示了许多迄今为止一直隐藏在黑暗之中或者不为人知的事情。本书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战争艺术本身，而在于认识世界史。如果军人们阅读它，而且受到它的激励，那么我将感到高兴并引以为荣；然而，它是一位历史学家为历史爱好者写的。”

还原历史的方法

然而，德尔布吕克同时认识到，在能够从过去的战争中得出任何普遍的结论以前，历史学家必须尽可能准确地查明那些战争是怎么打的。正是因为他意欲探求其他历史学家也将感兴趣的普遍道理，他就不得不费劲儿去搞清楚过去战争中那些“微不足道的事件”和“最琐细的事实”；而且，虽然他自己否认，但他对这些事实的重新评价不仅对历史学家有重大价值，而且对军人也是如此。

这些“事实”要到过去传留下来的大量史料中去找，但是许多军事史料显然不可靠，不比“洗手间里的闲聊和仆人们的流言”好。 现代的历史学家应当如何核实这些古代记录？

德尔布吕克相信可以用若干办法做到这一点。只要历史学家知道过去的战斗在其中发生的地形，他就能用现代地理学的所有知识核实流传下来的报道。只要他知道所用武器装备的类型，他就能以一种合乎逻辑的方式重构过去的战术，因为使用每一种武器的战术规则都可以被确认。对现代战争方式的研究会向历史学家提供进一步的工具，因为他可以判定在现代战役中平均每个士兵的行军能力、平均每匹马的负重能力以及大规模人群的机动性。最后，往往可能发现这样的战役或战斗：存在着关于它们的可靠报道，而且在其中，早先历史上的战斗状况差不多一模一样地再现出来。存有准确记载的瑞士－勃艮第战争与惟有希罗多德记述过的马拉松之战，都是一方为骑兵和弓箭手，另一方为手持肉搏战武器的步兵。在这两个战例中，步兵都是胜利者。所以，应当有可能从格朗松、米尔唐和南锡战斗中得出能应用于马拉松之战的结论。

还原历史的范例

这里只需提及“事件考辨法”的很少几项应用。德尔布吕克的一些最惊人成果，是依靠探究过去战争中参战部队的人数取得的。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述，公元前480年在大流士之子薛西斯统率下，进犯希腊的波斯大军有26.42万名战斗人员，加上至少同样多的水手、奴仆和随营人员。 德尔布吕克指出这不可信。“按照德国的行军队形，3万人组成的一个军将蜿蜒约3英里，辎重车队还不算在内。据此，波斯人的行军队列将长达420英里，亦即波斯先头部队抵达塞莫皮莱城下时，其殿后部队才刚离开底格里斯河对岸的苏萨”。

即使这一尴尬的事实可以解释得通，也没有任何战场大得足以容下希罗多德记载中那么巨量的军队。例如，马拉松平原“如此之小，以致 50年前一位去参观的波斯参谋官颇为诧异地写道：即使一个波斯旅，也极难在这么小的空间里演练”。德尔布吕克基于对古希腊人口的现代研究估计，公元前490年在马拉松迎战波斯人的希腊军队约有1.2万人。由于希罗多德断言希腊军队在兵力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他虽然没有说对方的兵力规模有多大，但估计波斯伤亡6400人)，这就意味着参战部队的总人数远远超过这位普鲁士观察家设定的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