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内容

地形为平原，交通较为便利。全村共有903户4299人，分布在六个自然村，19个村民小组。该村人多地少，农业经济较为落后。99年上报人均纯收为2500元（实际上，据村会计估计至多为1400-1500元/人），几年来累计欠乡政府各项税款50-60万元，且该村常年拖欠电管站的电费，因此常被停电，属典型的农业贫困村。也许正因为此，该村村民外出务工活动却非常活跃。据称，该村18-45岁的男性村民70%已外出务工，且每户至少有两人在外务工。因而，该村每天都各有一辆大卧铺车发往上海、深圳。据村干部介绍，因外出务工人员多，所以村里的贫穷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然而，如此大规模的劳务外出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该村的落后面貌。破烂的乡村道路，家徒四壁的农舍随处可见，真是让人感叹。

二、宗族概貌

航埠村较为复杂，这集中体现在航埠村的宗族情况上。全村共有9姓，主要有黎、杨、吴、张、李等。其中黎姓最多，约为72%，主要聚居在黎家村和顺门口两个自然村，其中黎家村约3200人，约在宋晚期定居于此，有祠堂9个，其中一个于91年6月因修谱而新修了一次，有旧谱，并于91年10月修了新谱。据旧谱记载，黎姓共十八房，但航埠的黎姓目前只有六房，最大房为章九房，有1000多人，其次为章四房，约6,7百人左右，接下来分别为章五房4,5百人、章十五房3,4百人、章+四房20o左右、章十三房不到100人。顺门口约120人，与航埠村的黎姓为同宗同族并同时迁来定居于此，有旧谱，91年10月修新谱其次为杨姓，主要聚居在杨家村、鹿田和马路峡，其中杨家村160-170人，为明初定居于此，有旧谱，90年2月修新谱，鹿田100人左右，亦为明初迁居于此，有旧谱，90年2月修新谱，有祠堂一个，马路峡170人左右，是黎家村最早的居民，于宋初迁居于此，有旧谱，92年6月修新谱，有旧祠堂一个，但于解放前被烧后没有再修。吴姓村民主要聚居在段上，约380人，于清初迁居于此，有旧谱，91年2月修新谱，有祠堂一个。其它姓氏主要聚居在黎家街。从各姓氏的构成，我们不难发现，航埠村为多姓聚居，但黎姓属强宗大族，在与其它各姓的相互交往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正因为如此，在当地，宗族问题显得异常突出

三、问题调查

在航埠，黎姓属强宗大族，与他姓相比，居于明显的优势地位。然而，它却不是完全自然的，大族仅仅是形成强势宗族的基础。在宗族的发展过程中，尤其在当前农村，宗族的强大与其内在的整合与统一是紧密相联的，航埠的黎姓之所以能成为当地的强宗大族，这与黎姓宗族的充分重建是分不开的。而宗族的重建决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往往是特定地域条件下，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第一，宗族组织。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和乡村完善政治组织系统的建立，宗族组织的主要功能被取代，尤其经过“文化大**”对宗族组织的毁灭性破坏，严格意义上的大范围的宗族组织实际上己不存在。并且，尽管积淀于人们思想意识中的宗族文化亦受到严重的冲击和削弱，但并未被彻底清除，而是以一种更为隐蔽和不自觉的状态得以延续，这是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使然。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和国家对基层农村管理系统的收缩，一些小范围的宗族组织（房、支）得以在一定程度上重建或强化，从而使那些处于隐形状态的观念、价值与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复活。当然，在复活过程中，由于受到来自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等方面的压制，使宗族文化的复活过程极为缓慢。但在宗族群体的相当一部分成员中，宗族文化确实明显化了，并对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着影响。从笔者在黎家村的调查看，严格的大范围的宗族组织已不存在了，既没有机构，也没有名副其实的族长，黎氏宗祠也仅在92年重修谱时进行了简单的维修，现在依旧显得破败不堪，家族收入仅来源于黎姓新生男婴上交的所谓祠堂钱（根据传统，每年正月初一，新生男婴父亲必须到宗祠拜祖宗，并封一红包，约20-30元作为族产）每年收入400元左右，该收入近年几乎没有被动用，由管祠堂的人保管着。但上述仪式的意义是非常明确的，即宗族文化仍然对黎姓村民起着潜在的影响和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