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

新闻传播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众多门类中的一门新兴的学科。在中国，新闻学的研究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传播学的引起关注和广泛研究，也有近三十年的历史。由于新闻传播学者们的努力，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已经由被某些业界人士妄自菲薄的“无学”，变成了“显学”。

在国家颁布的学科目录中，从无到有，由附属在中国语言文学之下的二级学科，变成了独立门户的一级学科。

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迅猛发展的时期。新闻学理论、新闻史、新闻法治、新闻职业道德、广播电视和舆论监督的研究，全面铺开。新闻理论的研究也由纯党报理论的研究，扩展到一般新闻学理论的研究。传播学的研究，则外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相渗透，内与新闻学相融合，也有了很大发展。传播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以及传播舆论学、符号学的研究等，都受到人们的关注。新传媒的研究、媒介经济的研究，也开始成为热点。新闻传播学已经进入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互交融、“多角度学术发展的阶段”。

中国新闻传播学今天的繁荣发展，是几代学人筚路蓝缕辛勤耕耘的结果。从上个世纪初到现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薪火相承，代有传人，各领风骚若干年。他们当中的佼佼者，都堪称名家，都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过贡献。

作者

和他们的前辈们比较起来，他们这一代的“名家”们具有以下的特点，即:（一）具有较深厚的人文理论根底;（二）具有较合理较全面的知识结构;（三）具备必要的学科前沿知识;（四）思想活跃，不刻舟求剑，不作茧自缚;（五）接受过改革开放的洗礼，接受过中西文化交融的浸润，具有较开阔的学术视野。他们是开拓创新的一代，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一代。

让新闻传播学的“名家”们出“自选本”，这是一个很好的出版创意。首先，都出自“名家”。既是“名家”，就有了一定的质量上的保证，避免了在数量众多的新出的各类专著中，挑花了眼或挑走了眼。其次，都出自“自选”。既是“自选”，选出来的，必然是个人满意的自认为可以传世的精品。不会灾梨祸枣，不会误人子弟，也可以大大减少读者和学子们的经济负担。这对社会，对学术，对文化的发展，都将会是十分有益的。

我祝贺这套《新闻传播学名家自选本》的问世，并相信它一定会受到海内外新闻传播学者和学子们的关注和欢迎。

尹鸿简介

尹鸿访谈录

尹鸿，作为近些年来活跃在学术讲坛上的一位学者，已有不少的报道引用展示他的学术见解、学术观点。而对于学术品格、学术立场这些对于学者来说应该最为宝贵的品质却鲜有关注。特别是对于像尹鸿这样一批年纪很轻就取得很高学术地位的青年学者而言，关注他们如何应对物质世界的诱惑、如何保持学术品格这一更深层面的论题可能尤为必要。在尹鸿一本著作的后记中偶然发现一句话：“用生命贯穿学术、用学术充实生命”，非常意外地给我提供了一个理解这一问题的现实文本和某些质感元素。由此，诞生了“生命学术与学术生命”的访谈主题。

人文学者

尹鸿坚持认为自己是一名从事文化研究、影视艺术研究和媒介批评的“人文学者”，尽管这些年来他似乎也从事过一些关于影视产业、传媒政策等方面的实证性研究，因而，似乎更多地被人们注解为“一半人文科学，一半社会科学”。

他进行了10年的影视传播研究，追踪了十多年的中国当代电影，并对当代中国的电视媒介形态展开过深入研究，同时，还试图在媒介批评研究方面有所突破；这些共同构成了他学术生涯的另一半，而且为他注入了某些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人文视野与科学方法的某种融合，也许共同造就了现在的尹鸿。

访谈

问：您20多年的学术生涯，大概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划分的原因是什么？

尹：第一个阶段可以说是学习阶段，我是“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那时的大学阶段正处于新旧交替时代，接受过很多无用的东西，同时，也接受了很多西方的观念。新旧交替、中西差异对我的冲击很多，但是也成为了一个很好的积累过程，给我提供一个思考的机会。接受任何新东西都是在与旧东西的比较中完成的，所以后来发现许多学术问题都经过了自己认真的比较和思考，〖JP2〗而不完全是从书本中读来的。在四川大学中文系的本科以及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学习，使我对中国现当代历史、现代西方文化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