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日本自1873年与中国建交后至1935年，一直以上海为对华外交基地，前后43位公使均常驻上海。1935年5月17日，日本将设在鼓楼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但此后4位大使仍常驻上海，南京事务由总领事负责。“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使馆关闭。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日本将位于中正街（现白下路）的总领事馆迁至大使馆旧址，后于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恢复“大使馆”，但不为中国政府承认——如此复杂的变化，使得有关“毒酒案”的报道中常将日本总领事馆与大使馆混淆，在此特予厘清。

经过

潜入公馆

“南京毒酒案”投毒英雄詹长麟（青年时期）

王高科到日本公使馆时是1932年。王1916年生于南京，曾在使馆警察佐藤基家打杂帮工，后经佐藤基介绍到使馆办公室当差。一年后，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特工、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的黄泗清盯上了他。据王回忆，黄多次劝导他，说“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工作就是汉奸，为生活所迫而不忘救国仍是爱国青年”，于是他“心甘情愿”地加入了军统，从此利用工作和略懂日语之便，为军统搜集日伪情报，随时向黄报告。王生前亲笔回忆这段工作时有如下描述（原件无标点）： “在这期间，日本人的来信我们收下分发下去，对中国来的信就留下送交私拆检查。记得他们（指军统）在双龙巷住着人，我们发信到双龙巷邮局先把（它们）送去拍照，然后再发挂号信取收条回来。”

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外景

1934年4月，公使馆缺一杂役，王高科便将詹长麟介绍进去。王、詹两家均以织缎子为生，住处也靠近，因此常有来往。詹长麟是詹家老二，长相俊朗，身材适中，曾当兵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停战期间因母亲生病获准回乡探视未归，已婚，正赋闲家中。詹先后面见使馆书记官宫下和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被顺利录用，在厨房帮做西餐，兼做杂务。

据悉，日本使馆录用杂役有4条标准：一是不懂日文，以防泄密；二是家居南京且有直系亲属同住，以便控制；三是忠诚老实，手脚勤快；四是相貌端正。现在看来，这些标准也非铁板难破。例如王高科在去公使馆打工前，曾因教佐藤夫人学中文而学会一些日文，而詹长麟在“国军”当兵的政治背景，似也被日人忽略了。

王高科介绍詹进日公使馆显然另有深意，因为据詹长麟生前回忆，他到使馆才“干了十天半个月”，就有人到家中找他。此人将他约至附近的鼓楼旅社二楼一个空房间，详细问起他的工作和报酬情况，并令他吃惊地说起他曾经参加淞沪抗战并因母亲生病被88师黄永淮团长特准回家探视的经历。由詹文斌转述的父亲生前口述是这样表达的：“之后这个人又对我讲了许多国家形势和爱国道理，并又问我，为什么有人介绍你到日本领事馆当仆人？我说不知道。他对我郑重地说，目的就是要你搜集和刺探日本人的情报，为国家效劳。他后来说，自己叫赵世瑞，是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外事组组长。说完他撩起长衫，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他说他把特殊行动秘密告诉了我，问我何去何从，自己要好好选择，并对我说，要么当一名抗日的中国人，参加我们的组织蓝衣社（复兴社的别称，因成员着蓝色制服而得名），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监视日本人的行动，为国家为民族效劳；要么用这把手枪在这间房间里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到这个时候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我当时认为有这样报国的机会，没有理由拒绝，就立誓加入，从此成了蓝衣社的卧底。我化名袁露，代号65号，每月组织给我十块银元，当时一百斤一袋的洋面粉只卖三块银元。”

詹长麟80年代在日本驻南京领事馆留影

詹干活麻利手脚勤快，深得宫下书记官等人的信任，便开始利用各种机会搜集和传递日伪情报，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也参与进来。他后来回忆说： “经过组织同意，我将身份告诉了妻子。在日本领事馆搜集的一些情报，或者是抄写的一些东西有时候就交给她。她把这些整理好的材料藏在堂屋墙壁的关公画像后，每天都有特工人员来取。这些特工人员戴着一顶礼帽和一副大墨眼镜，穿着长衫，从我家前门进来，取了东西后，又从后门离去。组织还教我怎么去用明矾写字抄写东西。这一张白纸，如果你用明矾去写，表面看不出来，如果把它放在水里头，就会印出来。”

但他和王高科之间并无特务联系，可谓各司其职，互不知底。1936年2月，詹又将自己的哥哥詹长炳介绍进来。不久，哥哥也参加了蓝衣社。这段时间，南京发生多起汉奸被捕的事件，日本人开始怀疑内部有奸细，但又查无实据，便将办公室的3位差役统统辞退，其中包括王高科。主要在厨房当差的詹氏兄弟得以继续留任，且由于办公室缺人，詹长炳补入当差，获得接触公文、信件的机会。

政要赴宴

日伪政府成员（前右为梁鸿志，左为温宗尧）

成立于1932年4月1日的中华复兴社（蒋介石任社长）特务处（总部在南京鸡鹅巷53号），1935年起以“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所谓“大军统”，陈立夫任局长）二处为公开身份，戴笠任处长。

1938年，复兴社解散，二处升格为“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一处升格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为叙述方便，这里将戴笠为首的特务机构统称为“军统”（戴笠也将复兴社特务处成立之日认作“军统”诞生日）。

1937年“七·七事变”当月，军统河南情报站副站长尚振声奉命调任南京区副区长。尚与戴笠为黄埔六期校友，军衔也和戴同级，均为少将。根据蒋介石的规定，军统实行军衔制，但以少将为限，所以戴笠直至1946年空难身亡仍是少将（戴笠死后这个规定才被突破），尚振声地位由此可知。他在南京沦陷后由地上转为地下，公开身份是中华路一家批发店老板。尚到任不久，就由军统南京特警科少将主任钱新民（沦陷后任南京区区长，是尚的领导）亲自介绍认识王高科，要王与尚单线联系。王在离开日本公使馆后被安排在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当传令警，月薪18元加5元津贴。

南京沦陷前，钱新民率部分人员撤至江北六合县，城内詹氏兄弟等一批地下特工由尚振声领导。王高科也被尚留在南京，尚让他开个烟酒杂货铺作掩护，实际身份是军统的地下“交通情报员”。王将军统特工搜集到的情报，放在香烟里送到江北。王生前曾记录有一次冒死将一台发报机装在盛豆油的木桶里从江北运至南京的惊险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