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关系共1人

帕维尔·叶菲莫维奇·德边科

丈夫

德边科，帕维尔·叶菲莫维奇〔1889.2.16(28)—1938.7.29〕，苏联军事家，二级集团军级(1935)，国内战争的积极参加者。191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18年参加苏军。1922年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

全文

生平简介

1888年的柯伦泰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是俄国革命中一位有重大争议的人物，主张对俄国传统的社会习俗和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她是俄罗斯帝国军队中一名将军之女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进行革命宣传。1906年加入孟什维克派，1908-1917年侨居国外，曾在英国、丹麦、挪威及其他国家居住，她是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委员，历次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团，出席1907年在斯图加特、1910年在哥本哈根、1912年在巴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91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曾为《真理报》的女工栏撰稿，1915年受列宁委托，为俄国士兵和俘虏写一本小册子《谁需要战争？》1916年旅美，发表演说，反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回到俄国，参加由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所领导的彼得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受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的委托在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和彼得堡士兵间进行鼓动工作，曾任布尔什维克的《女工》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1917年6月参加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齐美瓦得左派代表会议，十月革命后，任布尔什维克政府公共福利人民委员。是列宁的政府中唯一的一名妇女。1919年任克里木共和国宣传与鼓动人民委员，1920年，她任全俄党的妇女工作部部长。提倡自由恋爱，简化结婚和离婚手续，消除对私生子的社会和法律歧视，以及从各方面改善妇女地位。当时她已经发表了许多批判家庭关系和资产阶级性道德的著作。她在这些问题上的毫不妥协的立场（往往袖曲解为一种“自由恋爱”的立场），突出地表现了一种理想主义和个人关系的自由意志论，后来由于一起爱情风波，她被指控犯有渎职罪，经列宁出面干涉后，才免于被判处有罪。柯伦泰后来（1920年11月-1921年3月）加入工人反对派——反对日益加强的官僚主义化、精英人物统治论以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要求更多的党内民主和工人在党的事务中有更多的决定权——这使她赢得了一般党员的欢迎，但却和主流越走越远，因此她必不可免地失宠了。

1952年的柯伦泰

《A.柯伦泰选集》于1978年出版。

柯伦泰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作家和演说家，但在苏联，她作为女性先驱主要表现在她个人成为世界第一个女大使，而不是她的思想。在西方，她始终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精神力量的源泉，人们热情地捍卫她的思想，尊崇她的生平事迹和信仰，并且把她看作是男性统治和官僚主义化的党的正统观念的殉难者。关于柯伦泰的争议还会继续下去，至少是因为她对否定她的思想的党仍然保持忠诚，她宁可作出被和平地流放的选择而不是继续支持其反对派立场。

革命元勋

从叛逆到革命

柯伦泰

柯伦泰夫人是世界上第一个担任正式大使的妇女，原先曾有一段漫长而与众不同的政治生涯，他和斯大林都是原先布尔什维克最早的领导人之一。不同的是她出生于圣彼得堡贵族家庭，父亲是沙皇时期的将军米哈伊尔·多蒙托维奇·德夫蒙特（Dovmont）亲王（立陶宛的道曼塔斯Daumantas）的后裔。德夫蒙特是普斯科夫的王子，以在十三世纪时，抵抗条顿骑士团、保卫大诺夫哥罗德而驰名。她的父亲曾在1877年-1878年的第十次俄土战争中担任将军，也曾于1878年至1879年间担任保加利亚的俄国政府的大使馆首长。她的母亲，亚历山德拉·玛萨琳-穆拉汶斯基，则是芬兰木材富商之女。柯伦泰的出世就是反叛的结果。她的母亲在和她父亲相爱后，因门第不相配而被自己父亲强迫嫁给一个工程师，生下三个儿女。十年后这对有情人重逢并怀上了柯伦泰，她母亲决定和丈夫离婚。柯伦泰出生于她母亲和前夫正式离婚之前。这有点象安娜·卡列尼娜和沃伦斯基的故事。但故事的下半部分和托尔斯泰设计的不同。柯伦泰父母的离经叛道并没有以悲剧收场：她父亲是军官，这场婚姻并没有妨碍他的晋升，象沃伦斯基遭遇的那样，而柯伦泰母亲也不象安娜那样受歧视，而是仍然容光焕发地在彼得堡社交圈里周旋。生活的逻辑比老托尔斯泰安排的要平淡。

柯伦泰小名叫舒拉，她继承了母亲的反叛性格。二十岁前她爱上了一个叫柯伦泰的年轻军官，但受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理由一是他穷，二是不如她聪明。他们甚至把女儿送到西欧去，想让她忘掉那个军官。家庭战争持续了两年。1893年，舒拉胜利了，从家中搬了出去，从此用柯伦泰的姓。她父母给了她一个佣人和一些旧家具，预言有朝一日她会痛定思痛，后悔当初没有听话。

柯伦泰父母的预言没过几年就被验证了，但却是朝着另一个方向。柯伦泰的婚姻不过是她反叛精神的一种满足，一旦婚姻成为现实，曾经为之奋斗的自由就变成了枷锁，反叛的对象也由父母转移到丈夫。弗拉基米尔·柯伦泰是个军事工程师，对所有抽象的东西都兴趣索然，从来没有耐心听太太的幻想和思辩。于是柯伦泰开始写作，处女作就是对维多利亚式道德－－即对男女采用双重道德标准－－的反抗，说的是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比自己年轻得多的男子去西欧，当一回旅行情人的故事。

幻想的反叛很快就变成现实中的偷情。柯伦泰周围不乏醉翁之意不在酒地对她的创作才华表示赞叹的异性朋友，她很快就和丈夫的一位叫佐亚的同事好上了。佐亚相貌平平，但却有她丈夫所缺乏的趣味。（这段文字显然是错误的，左亚不是男人名字，而是俄罗斯女性的名字，通常翻译成卓娅，在亚历山德拉的青年时代有两位好友都叫左亚，其中一个是中尉军官的妻子，另一位则是她的革命同志，她在国内时就住在革命的卓娅那里，一直到20年代她被派到国外做外交官为止——观澜堂主8808注，参见《科伦泰夫人》传记）

然而除了情人，其他人都觉得柯伦泰的小说一是太过分，二是太抽象，象论文而不象小说。于是他们鼓励她写作其他类型的作品，主要是社会和文化批评。这样，柯伦泰就走上了差不多所有19世纪俄国激进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从文学创作或文化评论到社会批评，最后变成革命家。

和这些俄国知识分子一样一样，柯伦泰起先也是个自由主义者，但很快她就觉得这个主义“太浅薄，太消极，在很多方面太缺乏力量。”她需要的不但是观念，而且是行动。于是她渐渐被彼得堡激进知识分子圈子里的社会主义者所吸引，参加了他们的地下活动。1898年她决定离开俄国去苏黎世大学，参加那里的政治活动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她把这次出走看作是又一次争取自由，当时她丈夫正在外地服役，她在出国途中写了封信通知他自己不会回到他身边了。虽然她和丈夫分手了，但她后来一直没有改掉柯伦泰这个姓。这个姓氏也将由于她而青史留名。

激进的女权主张

从1898年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柯伦泰由一个自由主义者变成社会民主党人，又从其稳健的孟什维克一端最终转到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在这些年间她发表了大量的宣传革命、尤其是妇女解放的文章，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中最出名的女活动家（除了她就是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和列宁情人印涅莎）。她对妇女问题的基本看法来自恩格斯和奥古斯特·倍倍尔，认为妇女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产物，在这个社会里女人被当作男人的财产。她们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婚姻，二是卖淫。前者充满虚伪，后者则是毫无遮掩的买卖关系。二者不过是同一种奴役的不同表现罢了。只有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妇女才能获得平等。但这种象一加一等于二的初级算术那样简单的解释，显然不能使柯伦泰这样智力水平和情感需要的女人满足。柯伦泰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又有自己的和现代女权主义相近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