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经历

童年时光 苦难随行

1935年,魏伯良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曲江乡冷家沟的一户农民家里。

1941年,魏伯良6岁,父亲外出务工,突患疾病,猝然离世。家里的顶梁柱没了,一家人的生活随即陷入危机之中。面对苦难,魏伯良刚过30岁的母亲毅然承担起家庭重任,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父亲的早逝令幼年的魏伯良体会到生活的艰辛,母亲忙碌的背影和姐姐辛勤的劳作,成为他记忆中最深刻的剪影,全家人的日子一直过得非常穷困艰难。

1948年,国民党政府为支撑其崩溃局面,决定废弃法币,改发金圆券,强制将黄金、白银和外币兑换为金圆券。这项政令使商品流通瘫痪,一切交易转入黑市,整个社会陷入混乱。“钱币”变得越来越不值钱,昨日金圆券最高面额还是100元,今天竟变成50万元,到明天甚至变为100万元。金圆券流通不到1年,形同废纸,国民党政府财政金融陷于全面崩溃。对于底层百姓来说,金圆券的影响非常恶劣。短短几十天,造成市面物资奇缺,物价飞涨,许多老百姓手中一大捆金圆券却连2两盐和1包火柴都买不到。所以当时老百姓都把国民党称为刮民党。

在这种情况下,魏伯良原本贫苦的家庭遭遇更多艰辛,全家人终年辛勤劳作,却也只能靠仅有的一点薄地种出少量收成来解决温饱,苦度饥寒。1

农家少年 寒窗苦读

为维持生计,母亲和未成年的姐姐,除白天在地里勤劳耕作,夜晚还要在家里织布纺纱,即使是寒冬数九也不敢懈怠。一年四季节衣缩食,为的是积攒点钱来供魏伯良读书。当时,乡里地主富农有钱人家孩子上学的都很少,就更别说穷苦人家的孩子了。

在母亲和姐姐支持下,魏伯良4岁开始在村里的私塾拜师就读,此后8年从未因学费问题中断学业。从私塾启蒙,到曲江小学,再到仁寿县立中学,母亲的坚持让魏伯良受益终生。直到现在,魏伯良每次谈到自己的母亲,都会感慨地说:感谢自己的母亲,是母亲坚持送他读书,才有今天。至今他仍记得母亲的叮嘱:没有文化就没有未来,会受人欺负。

魏伯良不负母亲和姐姐的付出与期盼,在学校一直保持优异成绩。放学回家后,他积极主动帮助完成家里的农活和家务活。

小学毕业时,魏伯良以仁寿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仁寿县立中学,在乡间引起轰动。一位出身贫苦的少年郎,以毅力和恒心为动力,自强不息地改变自己的命运,不得不引人惊叹。亲友们听到消息很高兴,主动助学,给予帮助。

虽然家庭贫寒、时局艰辛,魏伯良仍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寒窗苦读,勤奋学习,成绩优异。他还特别喜欢书法,从私塾开始,就跟随老师学习。即使缺少纸笔墨砚,魏伯良也坚持在一张纸上反复临摹字帖。每逢学堂举办书法比赛,他都独占鳌头,成绩斐然。贫困艰辛是那个时代的主题,但魏伯良一家从未放弃对生活的希望。战争、饥饿、苦难不曾让他们停下脚步,未来、希望、梦想是他们奋进的源泉。1

扎根基层 积累经验

1949年12月28日仁寿解放,随后仁寿县人民政府公开进行干部招考。当时就读于仁寿县立中学的魏伯良看到招考通知后报名参加考试。此次招考内容非定式化,主要包括算术、简历拟写、基础知识问答等。对成绩向来优秀的魏伯良来说,这些知识考核相对容易,于是顺利通过招考,参加工作,由一个贫苦知识青年逐步成长为国家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

在乡村基层工作中,“减租退押”、建立农会、清匪反霸等锐意革新的工作拓展并丰富了他的视野。1950年,他通过招聘进入仁寿县方家区税务所工作,第一站就在龙桥乡。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大年三十晚上,15岁的魏伯良孤身一人打个小灯笼,带着当天收到的大额税款,翻越路途遥远且没有人烟的波铛岭。此地曾是强盗出没之地,一边是碎石常坠的悬崖峭壁,一边是水流湍急的河滩,中间是蜿蜒曲折的小路,既怕强盗拦路抢劫,又怕传说中的鬼怪现身,魏伯良一路小跑,冷风一吹,吓得虚汗直冒。但按规定公款不能留在当地过夜,使命在肩,他没有退缩,硬是大着胆子步行30多里路,安全地把税款如数交到区税务所,又摸黑返回龙桥驻地。此后3年,他相继转入区公所、县市管会工作。年龄虽小,但他工作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颇得各级好评。

家国情怀 志存高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成为当务之急。中央决定建立多所海军学校,培养海军建设人才,开始在全国各地陆续招收有志青年加入海军队伍。

魏伯良得知海军征兵信息后欢欣鼓舞,立刻萌发参军意愿。年轻人总是向往外面的世界,渴望穿上军装报效祖国。此前3年基层工作期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魏伯良曾报名参军,但因他是家中独子,不符合征兵条件而被拒绝。对他而言,此次海军部队招收新兵,无疑又是一次参军的机会。年轻的魏伯良身材高大,性格活泼,喜欢打篮球,球技也不错。在一次篮球比赛中,恰遇征兵的解放军军官也参赛,彼此互为欣赏。机缘巧合之下,终于圆了他的参军梦。

“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百姓们干活都很拼,年轻人都想往外走,因为我们总想为国家做点事。例如那时各地立县,需要干部,我们都主动报名。抗美援朝时,我们也是踊跃报名。这是一种国家认同感,是那个时代赋予我们的独特情感。”魏伯良将军回忆起过去,认为参军的初心动力是源于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他说:“年轻嘛,总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总想学更多的本领,做更多的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