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时期

“宣州窑”一词最早见于清代蓝浦著录的《景德镇陶录》。该书对宣州窑的起源情况记载不详，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古宣州窑作为史料中记载的著名窑场，同全国其他窑场一样，都是以州治命的。以州治命名窑场的历史可追溯到唐代。此一命名惯例一直延续到两宋时期，而在此前后都未见有此例。大量的考古发掘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事实。考古资料表明以州命名的窑场可在其州治境内任何一地。

宣州窑既是州级窑场，按命名法则推论，显然其不会晚于宋。关于这一点，笔者在第二次考察东门渡窑遗址时，采集到刻有“宣州官窑”楷书款识标本壹片，从残片标本形制上分析，应为罐类器物，标本显然是五代晚期产品。国内仅存的十余片标本中，最晚的尚在北宋，由此可以认定宣州窑创烧时代是在北宋之前并可能到唐代，而绝不会晚至元代或元代之后。

宣州窑作为皖南地区一代名窑，它不可能只是单一窑场，而应是一群窑。只有这样才符合州级窑场的命名关系并与之相对称。而皖南地区众多窑址，都与宣州窑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它们归类进行综合研究，对于了解宣州窑的发展历史，确定宣州窑的历史地位，是我们今天研究宣州窑的根本目的所在。

数千年来，先民们在长期的劳动生产中，逐步掌握了烧造陶瓷技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对陶瓷需求量的增加，使制陶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规模。进入青铜文化时期后，它与冶铸业同时并存和发展，相互取之所长，互为补充，形成了各自的独特风格。

皖南古代地处吴越，这里所生产的瓷器，无论在工艺、造型、釉彩、装饰方法等方面，都带有明显的吴越文化特征，因此陶瓷考古将这里的瓷器产品统称为越窑系。

自唐末以来，由于国内连年战乱，导致了历史上北方民众的南迁。在考察瓷窑址的同时，我注意走访了窑址附近的村民，从中了解到东门渡、琴溪、窑头岭、骆冲等地有相当一部分村民系北方迁居于此。北方移民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北方的民俗文化，更重要的是将北方制陶技术也带到了这一地区，因此出现了自唐代到两宋期间，这一地区的瓷器在釉彩装饰上流露出北方瓷釉装饰上的特征。在此漫长的时间里，所产生瓷器既具南方制瓷的细腻作风，又具北方瓷釉装饰方法上的粗犷特点。这一延续发展的制瓷工艺，后人对它进行断代，提供了较为详尽的实物资料，也是区别于其他窑场产品的明显标志。

古宣州境内多山水，地域内长江、青弋江、水阳江等江河构成了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此地的崇山峻岭中蕴藏着丰富的高岭土、瓷石和粘土等制瓷必需资源，富足的燃料为烧造陶瓷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和经济上的繁荣等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促使制瓷业蓬勃发展。宣州窑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创烧的。它的兴起很快发展为皖南地区诸窑，这是历史发展所致，也是商贸经济持续发展之必需，作为江南地区的宣州窑被载入了中国陶瓷史册。

相关窑迹

笔者近年来通过对古宣州境内窑址的十余次考察论证，对各窑之间的渊源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东门渡窑最早发源之一

（以下简称东门渡）。《宣城县志》（乾隆版）中的“符里镇”要下注：“於窑旁置铁符，断自符以东可陶。今窑皆出铁符之东……”。东门渡窑位于芜湖县东北面的花桥乡境内，距离县城19.5公里。窑址坐落在水阳江南岸，与宣州市水阳镇隔江相望。遗址散布在营盘山、康王山、蛤蟆地、小竹园、宝塔山等数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器型有碗、碟、壶、罐、缸类器以及少量的动物、人物和明器等。该窑烧瓷所用原料均采自当地盛产的赭红色粘土。器物烧制温度在900~1100度之间。胎体厚重，制作粗糙。胎质中含大小不等的气泡。底足大部分为饼型足，足底内凹，少见圈足器。产品施挂半釉，釉色分酱黑、酱黄二种，剥釉现象严重。个别尚可见器表施白色化妆土。胎色为灰黑、红褐色。器表装饰仅见刻花一种，纹饰有莲瓣纹和花卉等。产品器型别具一格，很具地方特色。

东门渡窑烧造陶瓷的特点是，依据器物分窑烧制。如营盘山、康王山以烧造注子、壶、罐为主；蛤蟆地则主要烧制碗、钵、碟类器物，宝塔山、小竹园则是专烧缸类器等。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在考察窑址时，采集到刻有“宣州官窑”和刻有“章”字窑具标本各壹片，使得对宣州窑的研究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东门渡窑产品在制作工艺上都很粗糙，唯独刻“官窑”铭文的缸类器比其他器物在制作上要考究得多。

东门渡窑产品烧成温度虽高于一般陶器，但仍处于原始状态，因此我认为将其归类于铅釉陶更合乎情理。该窑现存堆积物多为晚唐五代的遗存，个别标本所显示的装饰纹样极具唐代风格，据此可以说明该窑的始烧期应在中唐时期，另外，九四年五月我去南陵工山古矿冶遗址考察时，在塌里牧片带采集到少量古陶瓷残片，其中最醒目的当首推具有典型唐代器物特征的玉壁形钵底标本。排比分析，南陵出土标本的产地出自东门渡窑。从上面所介绍的情况看，我们用大量的物证证明东门渡窑就是史籍中所指的宣州窑场的早期窑口之一。

琴溪窑见证宣州窑历史

琴溪窑位于泾县城南约19公里处，窑址坐落在里、外施窑和陶窑三个自然村落之间的山坳中。遗址面积约4平方公里，地表堆积物绝大多数系晚唐至北宋时产品。器物表层釉色、施釉方法等与东门渡产品差别不大，所不同的是东门渡产品施釉多至肩腹部，而琴溪窑产品施釉近底足。其次是此时出现圈足器。笔者在里施窑村堆积层中采集到残注子标本壹件，它体型硕大，制作规范，与东门渡同类产品相比，不同之处是东门渡为饼型足，琴溪窑为圈足，显然它晚于东门渡窑。琴溪窑产品在胎质上与东门渡窑产品相比，它们都是就地取材，都以当地产的粘土烧成。在工艺上琴溪窑较之东门渡窑有大的改进。琴溪窑产品胎壁很薄，修胎规范，叩之有声，烧成温度约在1250度左右。

琴溪窑与东门渡窑一样，由于历史原因，它们都还处在较原始的状态，尽管琴溪窑在制作工艺上有较大改进，但它尚不能达到细瓷的工艺水平，这一客观事实，只能说是琴溪窑在原东门渡早期窑口产品制作水平的基础上，正逐渐进行改革，同时也可从中看出此时的宣州窑由低级向高级迈进这样一种自然规律。在釉色上琴溪窑产品显然受东门渡窑影响，都使用同种釉色，但两窑的区别都能通过形制来认定。琴溪窑在器型制作方面又具备南方越窑器纤细风格，因此它有其独到的一面。

除了上述提及的东门渡窑与琴溪窑产品的各自特征外，安徽省考古研究所李广宁先生在考察琴溪窑时采集一件刻“宣”字款识的窑具标本，为此李广宁先生在《皖南瓷器考古的几点思索》一文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琴溪窑就是宣州窑。我以为从“宣州官窑”到琴溪窑铭文标本中除了证明宣州窑的存在外，更重要的是都表明了宣州窑已由唐末时期的官窑向北宋时的民窑进行转变，这一特定的历史演变，一方面可以从铭文中得到结论，另一方面可以从器物制作工艺的年代划分中找出答案。依据以上情况，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明“宣州官窑”已随历史的变迁被琴溪窑取而代之，它们之间所形成的交替关系，是当时历史演变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也是符合发展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