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绍

内容简介

《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毕竟，我还继续在这里生活。“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引用了这个典故，我一九七五年读马克思这篇文章，却还没读过《伊索寓言》呢。不能只有到达了罗陀斯岛，我才得以自由写作……既然八十年代不方便写，我或许可以朝七十年代投去远远一瞥，以当年的地下阅读为线索，讲讲那些与书有关的人与事，激情的冷却。求知的饥渴，模糊的怀疑，蠕动的不满…… 我别无选择，上海就是我的罗陀斯。 ——吴亮

作者简介

吴亮，广东潮阳人，一九五五年出生于上海。卢湾区向明中学七○届初中毕业生，十六岁进入静安区饮食公司红旗机修厂工作，历任泥瓦匠、钣金工和冷气机修理工。一九八〇年开始写作并发表文学评论，一九八五年调至上海作家协会从事专业文学写作至今，出版有各类专著与文集数十种。

媒体推荐

这部野心勃勃的回忆录，扫描岁月，排查往事，试图将七十年代庞大的国家叙事，转成一个上海少年的私人传记——吴亮可能做到了。纷乱的“文革”，变为这部传记的密集注脚。其中，每一细节，都用吴亮饱满的中低音宣称：这是他的七十年代。 ——陈丹青

图书目录

不觉恍恍已隔世 为了逃避 没有地址的信 风中的手指 慵懒的爱情 天空之下 天涯若比邻 为了夭折的美好理想 巴尔扎克之眼 这里就是罗陀斯 你轻轻漫步踏在我得身上 水晶之夜 后楼梯上的福尔摩斯 锦灰堆与蔷薇花 陌生的国度 失乐园 仰望星空 曙光 后记

后记

二○○九年秋季，当李庆西和蔡翔差不多同一天嘱我为他们共同编辑的《书城》杂志撰写专栏的时候，不假思索的我欣然同意了，我说我就写写七十年代所读过的那些书吧，那些书名你们一定也很熟悉——现在我想先对他们表示感谢，他们与我相识于难以忘记又难以如实叙述的八十年代，那时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经验，即在很短的时间里结识了数以百计的新朋友，并迅速而饥渴地将其中的一部分引为同道，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不曾考虑这个世界是否有所改变，甚至不在意各自的观点是否渐存分歧；当然，也有个别曾经非常要好的朋友与同道，因种种原故，最终我与他们分道扬镳了——但李庆西和蔡翔，却属于那种只需要一个眼神，彼此就心领神会的“同类”，我们早习惯了各自观点的“不一样”，这不仅是八十年代那一抹曾经出现的启蒙曙光留给我们的一个美好记忆及自由遗产，也可能是我们身上的那股同气相求的草莽性情所致，它与生俱来。 《我的罗陀斯》，一本回忆录，说不定它将是我多卷回忆录的第一卷，或其中之一。为这卷回忆录的出版写后记，十分自然地，就成为对这个回忆录写作的回忆——这一双重性的缠绕曾使我备感困扰：一本终于如释重负地完成了的作品(它断断续续消耗了我将近二十个月的时间)，既然已经放下，我还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再次去谈论它？或许你们会发现，在写作《我的罗陀斯》的整个过程中，我运用了多种叙述形式，而在它们的背后，则是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强劲动力，它居然如我所愿地持续到最后一章——现在它已偃旗息鼓，无法重新找回；正如我在此书某处提到的那样，要回忆起我的写作过程就像对医生描述我们经历的心理过程，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书城》是我近年来少数几本每期必读的杂志之一种，我熟悉其中的不少老作者，或熟悉在他们旁边的某些新名字。我一向只为我熟悉的朋友写作，我在乎我的朋友，我从不考虑那个抽象而陌生的读者。写作就是写信，你们会给一个陌生人写信吗，或者你们在意一个陌生人给你的来信吗……《书城》由于它众所周知的圈内性质，决定了《我的罗陀斯》以七十年代为布景以阅读为情节，它一开始的题目叫《阅读前史与书的轮回》，其所指一目了然。这个专栏自2010年一月起刊出后不久，我陆续听到显然来自同一营垒的友人们之褒奖，包括我从未谋面的远方同道。久闻其名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培元最早直接打电话给我，他的锐利眼光和同代人偏爱使他仅读了我前面的三、四章，就鼓动我的书写完后即交他编辑出版。此后，又有数家出版社联系上了我，以电话、邮件或最传统的手写信笺，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我得在这里诚恳地感谢他(她)们——我有点不相信，这可能吗？出版社主动找我，为了一本刚刚开始写作前景尚不明的回忆录，这在我三十年的写作生涯中是前所未有的。的确，《我的罗陀斯》太早引起多位出版业人士的跟踪性关注，不免令我稍有惊奇并因此感受压力，似乎从今往后我就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按期出场演出了。我无意识地放缓了写作的速度，其间还两次爽约中断了《书城》的专栏连载，倒不完全是日常事务的分心与其他工作的干扰，而是本来不过给朋友看的写作成了事先张扬的写作，好像有些变味了。幸运的是情况并没有变坏，周期性的写作如同周期性的热病，我欲罢不能，那种深深陷入的回忆所鼓荡起来的激情似乎总能够跟上我的写作步伐，事先张扬则把我逼到了被灯光照亮的死角，我想象他们在注视我的每一行字，我不能让他们失望……在此之前，我的写作基本是隐秘的，独语的，不被过分关注的；充其量他们只是在看我在关注谁，我在关注什么问题，而不是关注我本身；在那种状态下，我的写作是如此地放松乃至放肆，我不会在意是谁将读它，将怎样读它……现在我在意了，一切都变了，接下来的情况变得有点儿戏剧性，你们不妨想象这样一个场面，通常是某个深夜甚至凌晨时分，我在电脑前写完了其中的某一章，撕掉最后一页手稿，将电子文本传给了李庆西，随后打电话给他说“我写完了，”并期盼他立即就读，“我等你回音！” 将近两年了，几乎每月中旬，少则三、五天，多则一个星期，我沉浸在我的七十年代。那真是一种奇妙的经验，一个如期到来的幽灵，一波接一波的回声，恢宏庞大的幕布，无以名状的渺小面孔，沙一般的生命与沙一般的书籍，它们汹涌而出它们的字迹难以辨认。对七十年代，我没有留下一个字的书面记录：剪报、日记、信件、备忘录以及小笔记本，我什么都没有保存。感谢上帝赐予了我“必要”的记忆力，所谓必要，即那种在关键时刻迫切想要，就会即刻出现的记忆力。真令人难以置信，太无法解释了，我惟有感谢上帝——我相信，所有存在过的事物都还在，不论它们是被遗忘还是被禁止，它们依然存在于世界的某处，即便从时间上来说它们已成过去。我的写作告诉我，看似已经过去的一切，同时也以不在场的隐蔽形式存在于未来，正是写作的魔法倒转了时空，混淆了存在与虚无。写作是一种指向未来时刻的行为，它向未来索取过去；把过去重新呈现出来，难道不就是通过朝向未来的写作行为呈现过去吗？ 更多的回忆正在被唤醒，正在被记录，正在被未来推至我们的面前，迫在眉睫的回忆，紧追不舍的回忆——很多时候，所谓过去的意义，是在它成为过去之后才出现的。我们正如我们抬头仰望星空，因距离过于邈远，我们看到那些来自宇宙深处的星空闪烁，那些依然投射在我们虹膜之上的光影，已是多少万年之前发出的光芒，那些遥远的星系说不定早已死亡，但我们在“此刻的看见”，如此“真切的看见”，难道仅仅是一种不在之在的虚幻错觉，而非真实本身？一如我们的回忆，回忆是面向死亡的星系行注目礼，回忆录则是投射在我们虹膜之上的历史光影，对此我深信不疑。 那么，回忆即看到一个死亡了的时代？哦不，那个时代并未死亡，至少它的遗骸仍在——我的另一位同城朋友一毛(一个奇怪的名字)，一位数学教师，一位默默无闻地拍了二十多年照片的槛外人，他对《我的罗陀斯》也产生了浓厚兴趣。而我，则对他拍摄的本城照片赞叹不已。出于对照片和文字内在相似性——战胜死亡——的观念认同，我邀请一毛来为《我的罗陀斯》拍摄配图，他愉快地答应了，我们一拍即合。留下一座城市的影像留下时代的踪迹，这不是我的任务，我要求一毛只拍那些与我的回忆录有所涉及的场景，对那个所谓繁花似锦的上海《我的罗陀斯》几乎就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更何况在那个凋敝的七十年代，我对上海的记忆全是黑白，而这恰恰是一毛最迷恋的光影波段。写作本书临近尾声的那两个月，一毛的照片摄制出来了，这些照片所传递的气氛与氛围，同我的文字质感如出一辙。现在，合作已成定局，我期待在未来的时间里，一毛的照片将与洪磊制作的封面，以及由萧海春先生题写的书名，与《我的罗陀斯》一起证明它们将经得起种种的考验。萧海春与洪磊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山水画家一个观念艺术家，两位天外客，基本同我的当代写作圈子隔绝；尽管他们两人之间素无交往，却都钟情于中国古代那个消失了的世界——前者心系董其昌石涛八大山人，后者沉湎钟繇董源纳兰性德，各有分属自己的历史后花园。 最后，我想再一次感谢王培元，他难以抑制的热情与分明的爱憎，在今天已实属罕见。我们很快就成为无所不谈的挚友，没有培元那天给我的电话，《我的罗陀斯》绝不会以现在的样子面世，甚至书中的某些行文都会出现差异——他细致而不余遗力地为我改正了书中的文字差错，并为其中的疑问与我坦率地商榷，这些看不见的繁杂工作隐藏在你们现在读到的文字背后。王培元让我体会到了友谊的温暖，就像我从许许多多这里无法一一感谢的朋友与同道那儿获得的友谊及温暖，尽管世界仍未改变，仍那样的冷酷无情。 吴亮 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