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摘要
  • 2.基本信息
  • 3.时代背景
  • 4.写作缘由
  • 5.图书简介
  • 6.评价
  • 7.目录
  • 7.1.第一节
  • 7.2.第二节
  • 7.3.第三节
  • 7.4.第四节
  • 8.撰述的意义

东北史纲

东北史纲

《东北史纲》是1931年出版的一本图书,作者是傅斯年,主要讲述了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之一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东北史纲

  • 时间

    1931年

  • 地区

    东北

时代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此时傅斯年正于北平(今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在民族危亡之际,面对日寇铁蹄肆意践踏我国东北地区,以及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傅斯年深刻意识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因此,针对日本“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谬论,他联合史界学人撰写《东北史纲》一书,用铁的史实证明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之一,为民族和国家的完整与独立做出一份贡献。

写作缘由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傅斯年正在北平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不久,北京大学召集教授和学者讨论时势。在会上,傅斯年提出了“书生何以报国”的论点。这一问题引起了与会各位同仁的广泛思考,并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傅斯年认为:“吾等明知东北史事所关系于现局者远不逮经济政治之什一,然吾等皆仅有兴会于史学之人,亦但求尽其所能而已。己所不能,人其舍诸?”(东北史纲·卷首·引语)作为一介学人,傅斯年紧握手中笔,用自己的知识,向帝国主义宣战。这也是傅斯年写作《东北史纲》“之第一动机也”。

傅斯之所以写作《东北史纲》,还鉴于“国人不尽无耻之人,中国即非必亡之国”,尽管有的“国人之酣梦如故”,但并不是全部,如“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御敌”即是明证,中国也并没有到了该亡国之时。关键之处,在于有人起而振臂高呼,引导百姓起来反抗。“然而前途之斗争无限,知识之需要实殷,持东北事以问国人,每多不知其蕴,岂仅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系于国事者焉”(东北史纲·卷首·引语)。这也是亟需解决的,必须用知识来说服国人,增进国人对东北地区的了解,进而增加国人抗日的决心。

傅斯年写作《东北史纲》的另外一个动机是因为“日本人近以‘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一种妄说鼓吹当世”,并“以此为其向东北侵略之一理由”。这是在1932年1月,国联在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下,成立了以英国李顿爵士为首,美、法、意、德等国组成的“李顿国联调查团”。日本人为使其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合法化,大造舆论,极力宣扬“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等谬论。为了反击日本人的阴谋,同时也为了给李顿调查团提供历史根据。傅斯年怀着鲜明的历史责任感,怀着抵御外侮的必胜信念,决定编写一部东北地方史,用历史事实说明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于是,他联络了方壮猷、徐中舒、肖一山、蒋廷黻等人来共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傅斯年此后便不分昼夜,俯案疾书,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完成了第一卷,命名为《东北史纲》。此书用大量不容置辩的历史事实证明了东北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

傅斯年在此书《卷首·引语》中还说明了本书所用材料,共分三大部分。首先是以前代的正史和通鉴等材料为宗。其次是关于明清两代者,引用了大量新发现的材料。最后是把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学问中“公实立言”者,作为其证据之一。这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于此,傅斯年之所以这样,是想给人们一个明了的、先入为主的思想意识。其意义不言而喻。

图书简介

《东北史纲》一书共分五卷,于五卷前有《卷首·引语》和《论本书用“东北”一名词不用“满洲”一名词之义》。第一卷《古代之东北》(傅斯年),第二卷》隋至元末之东北》(方壮猷),第三卷《明清之东北》(徐中舒),第四卷《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萧一山),第五卷《东北之外交》(蒋廷黻)。

评价

从其卷首《告白》可以考见是书框架大概。除五卷为几位学者分别著述之外,尚“外附彩色地图若干幅。兹因便于读者起见,每卷分别出版,待五卷出完,地图印就后,即不分售”(东北史纲·卷首·告白)。由此可知,《东北史纲》一书附有地图若干;五卷写就之后分别出版,即五卷是相对独立的。因此,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傅斯年所著《古代之东北》是收录于《傅斯年全集》当中,并不是一部完整的《东北史纲》一书。

傅斯年所著第一卷《古代之东北》,是从“自最初期至隋前”的历史,共五章。第一章为《渤海岸及其联属内地上文化之黎明》,共四节。

目录

第一节

为“东北与中国北部在远古为同种”。在本节内容中,最为重要者当属傅斯年引用了我国考古工作者安特生、步达生和日本学人滨田耕作、清野谦次的论点。1921年安特生在奉天(今辽宁)沙锅屯发掘一穴居留遗,“其结论云,彼在仰韶所发见之贝环,在此奉天穴居中‘惊人的常遇到’,且在此奉天穴居之下层中并发见带彩陶器残片,此种陶器‘正是在河南遗址所发见用具系统中最可注意的一事也。’”安特生“作结论云,‘此一奉天穴居之留遗,与彼一河南遗址,不特时代上大致同期,且正属于同一的民族与文化的部类,即吾所谓仰韶文化者也。’”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滨田耕作于1928年发掘旅顺之貔子窝。后经研究指出:“吾敢谓此地大体上仍多是中国式,文化上人种上皆然也。”京都帝国大学的清野谦次,对其人骨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曰:“总结说来,貔子窝人在许多点上与近代中国人及朝鲜人较远,而与石器时代之仰韶村人及沙锅屯人为近。如想到貔子窝人与近代人种的体躯的关系,吾人可说,在甚多骨骼的形质上,貔子窝人对近代人种中,独与中国人为最近。然则此石器时代之貔子窝人,谓为与近代中国人之祖先为一事,实最可通之说也。”运用考古成果,指出了从远古时代开始东北与中国同宗同族。尤其是“在东北考古得如此结论者,不特为两君(安特生、步达生)然,日本学人之凭证据者,亦未能立异说者”。傅斯年以考古发掘为根据,并且引用日本学者的结论来加以说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力地回击了日本人的谬论。

第二节

为“肃慎)挹娄)女真”。满族是居住在我国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古老民族。先秦到隋唐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是其一脉相承的祖先。从辽、宋到明末,则称为女真。在是节中傅斯年引用了大量的先秦史料,如《左传》、《国语》、《周书》、《书序》、《尚书大传》、《史记》、《汉书》、《论语》、《说文》、《后汉书》、《魏志》等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第三节

为“朱蒙天女玄鸟诸神话”。于此,傅斯年运用神话传说,认为“神话之比较研究,乃近代治民族分合问题者一大利器”。“中国东北历代各部落之‘人降论’,见于《朱蒙天女》等传说者,分析之虽成数种传说,比较之却是一个神话”。通过比较研究,傅斯年得出结论,说:“此一线索,真明白指示吾人,商之始业,与秦汉以来之东北部落导于一源,至少亦是文化之深切接触与混合也。东北部落与中国历史之为一事,由此证据,可谓得一大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