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背景

北大自1912年正式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以后，便成为了中国的最高等学府，历经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北大依然在中国的高等学府中傲视群雄。不过，如今的北大虽然在教学规模、师资力量上前无古人，但国际声誉仍然难以和民国时期的北大同日而语。北大今天的魅力，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辉煌的历史。

北大是上个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等运动的中心发祥地，也是多种政治思潮和社会理想在中国的最早传播地，鲁迅先生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将北大称之为“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北大最为辉煌的时期当推蔡元培先生当校长的那段时间，虽然当时中国内忧外患交织，但是，北大在世界高校中却拥有很高的声誉。

北大的原始校园远不如今天的北大这么大，很多人把未名湖等景观视为北大的名片，其实，这原本并不属于北大，而是属于当时美国开办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被强行撤销，所以，北大得以将燕大领土吞并。1949年以后，北大在学术水平和国际高校排名上可以说是每况愈下，如今的北大在世界高校中，只能算是三流大学。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诸如北大这样的名校可以说是中国思想文化运动的先锋。国民党当时虽然独裁专制，但高校当中依然具有良好的学习氛围，学术思想相当自由，在“五四” 运动爆发时，即使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也毅然决然地对学生的行动表示支持，而他并未因此而遭到国民政府的秋后算账。

历史上的北大，不仅仅在招生上不以分数为唯一标准，就连在招教授上也是不拘一格。一代国学大师梁漱溟仅有初中学历，照样可以进北大教书，而曾经撰文批评过蔡元培先生的陈独秀，也能被蔡元培先生请进北大担任教授。蔡元培也因为其高山仰止的人格以及海纳百川的胸怀，成为北大历史最伟大的校长。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被称为学术和文艺界的小阳春，当时的北大可以说也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包括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内，当时也积极地参加北大一些社团，和同学们畅谈民主、自由。在一些历史性的政治活动当中，北大都走在中国高校的前列。但是，从九十年代开始，北大就不再具备应有的活力，我们所能看到的大概只能是北大学生参加反美、反日游行这些民族主义活动。

针对人群

从2010年11月起，北大就开始在医学部、元培学院开始试点学生学业会商制度。会商的“重点学生”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十类学生。

主持这项工作的北大学生工作部介绍，试点院系先对这十类学生进行排查，发现后及时上报，并根据学生具体情况联系学校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就业指导中心、学生资助中心等部门进行帮扶。目前元培学院和医学部的试点已接近尾声。预计5月份之后，会商制度将在北大全校推广。

定义

权利义务观念淡薄，不重大局观，不包容，扩大主观意志，偏爱不负责任的表达，不重调查真知，偏爱给生活中遇到的阻力、不理想机制、消极小事上纲上线，找外在的原因继而推脱主观责任或者表达所谓自由民主情节，表达方式简单粗暴，具有反复性，也可能具有潜在的煽动性。

北大学工部副部长称，“思想偏激”的具体例子是，“主要是因为有一些学生经常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但这一举例意义不大，代表比较浅的一类思想偏激，不能正确阐释“思想偏激”的一般标准。要得出比较可靠的定义还需要根据制度实践的情况进行讨论斟酌，得出比较严谨公正的说法。

制度质疑

1917年，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时，提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对北大进行了思想解放，北大从此日新月异。陈独秀、梁漱溟、李大钊以及鲁迅、胡适、李四光、李书华、葛利普等一批杰出人才都曾在北大任职或任教。

对“思想偏激”学生进行会商，引起不少北大学生的争议。有北大学生表示支持会商“思想偏激”的学生，认为“有些学生太嚣张，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诋毁北大，应该将他们送到疯人院去。”

但更多学生认为不应将“思想偏激学生”纳入会商范围。一名元培学院的大三学生表示，元培学院的学生大多是以各省市前三名成绩入校的“天之骄子”，许多学生的言谈、思想都个性十足，因此很难界定谁属于“思想偏激”。“错误的会商很容易埋没这些学生的个性。”

来自法学院的研究生小杨则认为，北大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闻名，会商“思想偏激”的学生很容易让人产生“校方禁锢北大学生思想”的理解。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最好的朋友是诤友，思想本无绝对的偏激，只有相对的偏激，当北大这样的名校以会商制度来对付“思想偏激”的学生时，北大就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北大了，而是一个阉割自由思想的北大，将它简称为“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