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封建土地私有制

民国35年（1946年）土地改革前，土地所有制为封建土地私有制度，贫富悬殊极大，时全县213村，4.6万户，18.73万余人口，耕地38.4万亩，人均耕地2亩，其中占人口总数12.6%的地主富农（简称地富）却占有21%的土地，人均3.4亩，而贫下中农人均占有仅1.4亩。北关村地主任聚武占有土地1.2万亩，范围包括井店、索堡等地。台华村地主李清香占有涉、磁、武三县63个村庄的大部分土地。南岗村地主冯寅卯的土地扩展到山西省黎城县、辽县（今左权县）一带。

地主对农民实行的剥削形式，主要有：

1、乘人之危，低价收买。贫民遇有天灾人祸，生活无着，急于出卖土地时，地主趁机压低价格，购占土地。

2、高利贷下地，高利盘剥，日积月累，贫户无力还贷，只好以业抵债，土地归地主占有。

3、先典后卖。贫民迫于用款，又想保留土地回赎权，低价典给地主，到期无力赎回，只得以活契变死契，由地主将土地占去。

4、地租。佃户租种富户土地，按地力与肥瘠确定粮租，无论年景丰欠，定期缴纳，违者夺佃。

5、半种地。佃户用自家的种子、肥料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收获粮食按比例分成，以五五或佃四主六不等。果树多的山坡地，地主收果，佃户收粮。

6、卖青。春季青黄不接，贫民断粮只得指青苗低估产量卖给地主，得现粮款以解困境。

7、雇工剥削。地主除长期雇数名长工、羊工、侍女外，季节性雇短工更多，雇工们劳作时间长，工资低。

8、工役差遣。佃户向地主出租，无偿地做短工，逢修房盖屋、婚丧大事、年节庆寿等，佃户均得向地主送礼。

地主、富农对穷人实行的残酷剥削和敲诈勒索，使广大农民辛勤劳动而不得温饱，遇灾荒年，常有老幼饿死，妻离子散，背井离乡，相乞于道者。民国20年（1931年）前后，昭义村中等以下322户就有43户西逃。张家庄、王金庄、关防一带。流离失所之户竟高达五分之一。民国35年（1946年）土地改革后，封建土地私有制宣告结束，全县农民地主、富农手中分各中上等土地6万余亩，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第二节

土地改革

涉县土地改革是在减租减息的基础上开展的，从民国30年（1941年）到民国35年（1946年），先后共开展了7次减租清债运动，通过租地、典地、当地等形式已将地富大量土地转由贫民耕种。期间，也有一些地富见势头不妙主动把土地廉价变卖给给农民。时地主人数占总人数的1.2%，人均占有耕地面积6.67亩，富农占总人数的11.45%，人均占有耕地3.06亩，而贫下中农人均占有土地仅1.4亩。

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将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直接分配给农民。7月，涉县贯彻"五四"精神，组织"翻身队"到赤岸、温村、桑栈搞土地改革试点，彻底解决土地问题。10月，县委召开了土地改革动员会议，之后全县土地改革运动（简称土改）全面展开。

首先由群众评议，划分阶级，对社会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进行清算。据统计，二区挖出未斗争地主74个，一区仅南关村揪出地主就达30余人。对地主采取封门、没收及清理内贷等斗争方式缴其剥削所得的财物，由农会将财物合理作价，分成三等九级，并将地富以下人口划为中、贫、赤三等，中农又分上、中、下三级，按照"填平赤贫、补齐贫农、照顾中农，其它东西等分"的原则分配。次年2月，全县对土地清算运动进行检查，检查中发现全县83个村有遗留问题，35个村运动走过场，未实现耕者有其田。其中部分村干部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直接影响运动的深入。为此，结合土改，全县开展了查阶级、查思想、相作?quot;三查"运动。由于左倾思想影响，农村片面强调贫雇路线，把发动群众片面理解为贫雇农当家，对地富斗争不讲策略，有的被扫地出门，有的仅留生产资料，个别地方把地主、富农一样对待，用吊、拉、浇等手段将其致死致伤；有的村庄搞平均主义，伤害了中农利益；在划分阶级成份中把剥削阶级扩大化，严重影响了农村阶级关系和群众生产积极性。为此，民国36年（1947年）8月，太行区党委根据群众反映，组织人员对涉县更乐、原曲两村作了调查研究，在赤岸村发出《关于涉县原曲、更乐两村土地改革考察报告》。当年10月2日至12月26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在武安县冶陶村召开土地会议，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会议期间，太行区再次听取了更乐工作团的汇报，下令中断土改复查工作，委派组织部长陶鲁笳带领工作队进驻更乐，纪正更乐左倾盲动错误。次年，陶鲁笳在《人民日报》（华北版）发表了《从更乐左倾盲动错误中应汲取哪些教训》的文章。至此，全县各村左倾错误均得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