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税名称

八四盐厘，清代奉天府所行盐税名。咸丰后期，由于地方督、抚大吏势力的膨胀，他们对盐公开设局抽厘，以为军需。同治十二年，宗棠为陕甘总督，“改课为厘，在定边设局抽收，名曰花定盐厘。”同治六年，“将军都兴阿奏准“行槯厘法，每盐一槯东钱千，为本地军需。光绪三年，将军崇厚请加作2400文，名四八盐厘，是为练兵之款。十七年，户部筹饷加2400文，名二四盐厘，是为解部之款。二十四年，将军依科唐阿加钱二百文，名一二盐厘，是为兴学之款；二十八年，将军增祺又奏设督销局，每斤加催制钱4文，谓之加价。”此外，清政府在杀虎口、张家口、两淮、新疆等全国各个地方抽手盐厘。

榷盐方法

同治六年（1867），盛京将军都兴阿奏准行榷盐法，每盐一榷东钱千文，充本地军需用。光绪三年（1877），盛京将军崇厚奏请增加为二千四百文。光绪八年，将军崇绮再请加二千四百文，称四八盐厘，作为练兵费。光绪十七年，户部筹饷，再加二千四百文，名为二四盐厘，作为解部款。光绪（二十四年，依克唐阿又加一千二百文，名一二盐厘，作为兴学经费。此三项总数为东钱八千四百文，故称八四盐厘，实合制钱一千三百四十四文。1

垄断盐茶

藉盐、茶为手段对乡村进行掠夺。控制生命必需品，向乡村掠夺财富是清政府向乡村掠夺财富极不人道的手段。清政府对盐、茶的经营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对盐、茶的垄断经营，而是演变为控制生命所需物质，掠夺财富的手段。因为，普通的垄断获得利润或可高至原价的一两倍，但清政府对盐的控制性经营甚或超过盐价的几十倍，以至于上百倍。这可从道光十年初两江总督陶树的奏言中可推知，当时太仆少卿卓秉恬主张立场抽税法，陶树认为难行，奏道：“课归场龟有三难，一由龟丁起课。淮南煎盐以撇，淮北晒盐以池，约征银百余两。龟皆贫民，若先课后盐，则力未逮；先盐后课，设遇产歉收，必课宕丁逃。此龟丁起课之难行也。一由垣商纳课，寓散于整，较为扼要。惟龟以己业而听命商人，情必不愿。”又言：“盐在场龟，每斤仅值二三文，若就而收税，则价随课长，争其利者必多。”虽然每斤价钱仅仅二三文，但是陶树在第二年采取的票盐法，“每400斤为1引，合银6钱4分，加以诸杂费为1两8钱8分。”这仅仅是买引、纳税所得，陶树“还设局场令龟户交盐、售盐”赚取高价，在“青口驻委员”设卡收税；商人由“卡员查验，然后分赴指销口岸”将以更高的价格出手。[67]可见清政府对盐的控制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垄断，而是把控制盐、茶作为压迫、剥削人民的一种手段，体现的是城市与乡村剥削与被剥削，寄生与供养的经济关系，乃至经济制度。清朝的盐、茶“税课”和现代意义上的税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其实质已不是为国家利益收取的费用，而是意味着城市对乡村的超强榨取。

盐政管理

关于盐政的管理。初“盐政属户部山东司。宣统二年，乃命令户部尚书兼任督办盐政大臣，外遣御史巡视，后裁归总督巡抚管理。其专司曰都转运史司。无运司各省，或以盐法道、盐粮道、驿盐道、茶盐道监理”其盐法主要为“官运商销、商运商销、官督商销等。”食盐出官场商人必须先纳数量可观的盐课、购买盐引才能取得食盐的销售权。商人一旦购得盐引便取得盐的专卖域，谓之引地。道光以前，唯有盐课，及咸丰军兴，复创盐厘。盐课分两类：“曰场课，曰引课。场课有滩课、龜课、锅课、井课之分。长卢有边布，福建有丘折。边布者明时龟户按丁征盐，商人纳粟于边，给银报支，是为边盐。其有场远盐无商支，令800斤折交布3丈2尺。后改征银3两，是为布盐。龜课向分地、丁为二。但丁不尽有地。雍正间，用长卢巡盐御史郑禅宝言，将丁银摊入于地征收，如是各省如所奏行，然长卢边布之名猶仍旧。丘折者，盐田所纳钱粮，谓之折价。程漏所纳钱粮，谓之盐丘。引课有包课、杂课。盐厘分出境税、入境税、落地税。”由于清政府对盐的超强榨取，使得盐课收入与田赋收入相当，乾隆十八年，计7014941两；嘉庆五年，6081517两；道光二十七年，7502579两；光绪末合课厘2400万两，而庚子赔款前数年清政府地丁钱粮收入也不过2400万两。

清政府的盐课收入是不是人民的实际负担呢？据汪士兴的统计在乾隆一朝中，两淮盐商应得盐利22821万两中（不计吏胥所得和正副国课），朝廷所得占16.68%，盐政官员所得占41.84%，盐商实得占39.49%。商人购得盐引就等于购得盐的专卖区域，谓之引窝，别的商人，乃至政府都不能染指，所以盐商成了人民供养的寄生虫，因为盐的价格完全由商自定。由于盐商靠垄断致富，清政府籍此让盐商报效或捐输，以充军饷，“雍正年，卢商捐银10万两；乾隆大小金川两次用兵，……及嘉庆初川、楚之乱，淮、卢、东各商所捐，自数十万、百万、以至八百万，通计不下三千万。”官员在售引时，更是贪污、浮收，道光十年，淮南盐场亏银600万，江苏巡抚陶树奏言：“其弊一由成本积渐成多，一由籍官行私过剩，唯有大减浮费，节制流摊，听商散售，庶销畅价平。”咸丰二年，户部侍郎王庆云往查河东盐场，查出“州县陋规银27万余两，运城商厅私摊公费7万两。”咸丰时，清政府竟“拨两淮盐引赴琦善、向荣大营以充军饷，从此盐厘为武人垄断，提督李世忠部下赴坝领盐，桟盐不足，辄下场自捆，夹私之弊不可究语。”

咸丰后期，由于地方督、抚大吏势力的膨胀，他们对盐公开设局抽厘，以为军需。同治十二年，宗棠为陕甘总督，“改课为厘，在定边设局抽收，名曰花定盐厘。”同治六年，“将军都兴阿奏准“行槯厘法，每盐一槯东钱千，为本地军需。光绪三年，将军崇厚请加作2400文，名四八盐厘，是为练兵之款。十七年，户部筹饷加2400文，名二四盐厘，是为解部之款。二十四年，将军依科唐阿加钱二百文，名一二盐厘，是为兴学之款；二十八年，将军增祺又奏设督销局，每斤加催制钱4文，谓之加价。”此外，清政府在杀虎口、张家口、两淮、新疆等全国各个地方抽手盐厘。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