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经历

海阳所镇西泓于家村人，1954年11月生于上海。1975年考入总政歌舞团。

文革结束后被中国铁路文工团录用为独唱演员。曾多次在全国大型歌舞比赛中获大奖，在世界艺术节中获过银奖，并为多部电影、电视剧配过音，出版了个人演唱专辑。1989年赴澳洲雪梨华人文社团供职。

个人生活

童年

于佳易的父亲是作曲家于会泳，母亲是声乐演员。家庭的薰陶，使她在音乐上早熟了。按说，六、七岁的小孩很难在音乐会上坐得住，但佳易却能随着动听的旋律心驰神往。每当听说父母要一起去欣赏音乐会时，她便跑到胡同口截住双亲磨着一起去，这时，母亲只好让出自己的票，成全女儿。

她特别盼望大地披上绿装的春天，妈妈总要随着季节给她和妹妹穿上从头到脚一色绿的漂亮的衣服，到公园里去分享大自然的恩赐。妈妈和爸爸一起，不时哼着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唱着鲁宾什坦的《春之歌》：“春来了，春来了，她带着温暖，她含着微笑；她一步步，一步步追逐残冬，向大地走来了，……在她怀抱里不留下枯萎的痕迹，世界又繁华，世界又美丽……”

佳易那时才感到，还有什么能比歌唱，比音乐更能传递心声的呢?

入伍

佳易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投考总政歌舞团。在总政声乐考场里，佳易演唱了《蝶恋花》和“革命样板戏”选曲。主考老师听后，感到她嗓音本质很好，乐理知识也不错，而且身段与表演天赋出众，是歌剧演员的好苗子。她被录取了。第一次穿上军装，戴上领章帽徽，她高兴得一夜没有睡好。她把部队视为神圣的熔炉，她感到比唱歌更重要的是炼思想。她怀着冲圣的愿望，17岁加入了共青团，18岁递上入党申请书。她曾经住进延安的窑洞，还下连队当兵，和小伙子们一起出操、训练。

被迫转业

文革结束后，受于会泳政治问题的影响，所在单位停止了她一切舞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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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里是留不住了，佳易总想找个与艺术有点关系的归宿。她想去乐器厂当个工人，因为毕竟能见到乐器，但人家不接收。她想回自小生活的上海，哪怕到远郊一个县城的文化馆，回答是：“于会泳的账还没算呢，他女儿还能来?!”佳易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去闯，她相信我们今天的社会通情达理的人多，他们总归会把父亲和女儿的责任分开的。她去投考中央歌舞团，一、二、三试都成功了，但政审被刷下来了。又去投考中央民族歌舞团和北京歌舞团，人们对她的音色与演唱技巧都作了较高的评价，一看档案还是不行。不过，言语很平和：“目前看起来还不行，以后我们再考虑吧!”她又去中国铁路文工团考试，她别具一格的嗓音得到主考老师们的一致赞赏，但大家知道她父亲是于会泳后，又不得不忍痛割爱了。只有一位参加革命多年的文工团领导伊之力主张留下佳易，她说：“她毕竟是个孩子，父亲的罪不能算在她身上。她很有前途啊!只要她唱得好，是于会泳的女儿也要，如果唱得不好，是我的女儿也不能要。”

但这件事还悬着。佳易已经精疲力竭了，她惆怅，不知道今后的大半生将怎样度过；她哀叹，为什么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与她同屋的总政歌舞团报幕员苏丹丹是她的好朋友。尽管苏丹丹的公公叶剑英元帅是与“四人帮”势不两立的老革命家，但苏丹丹与于佳易的友谊却没有受到影响。苏丹丹对佳易艰难的处境深为同情。苏丹丹说：“你把你的情况写下来，我回去念给公公听。”

佳易从内心感激苏丹丹，但她想起叶帅在毛主席灵前面对身边几个丑类正气凛然的样子，又顾虑起来。最后她在苏丹丹的鼓励下，怀着崇敬的心情写道：

敬爱的叶帅：

我是总政歌舞团的歌唱演员。由于父亲于会泳的问题，我不得不从部队文工团复员。父亲的罪恶，我通过大量揭发的事实了解了许多。从家庭来说，我受到了一定的损失，但粉碎了“四人帮”，使整个中国兴旺起来，我衷心拥护党中央这一果敢的、拯救中国人民的伟大举动。但是，父亲干的坏事，我一件没参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还不到10岁。我从小接受了党的教育，14岁就当兵，我对党怀着深厚的、永远不会泯灭的感情……我挚爱艺术、想用自己一点点能力为人民奉献一点东西，但所有的单位都不敢接受我，我没有任何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