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创立

“太学”一词西周时已有，《大戴记·保傅》记载：“帝入太学，承师问道。”西周的太学又名大学，天子和诸侯均设之，“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辟雍和泮宫亦如宫廷，贵族们常在这里举行祭祀、宴会、选拔武士，议定作战计划等，打了胜仗，就到这里“献俘”、“告功”。至汉代，太学独立分化出来，成为专门传经授业的学校。西汉的太学，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官办中央最高学府。它的出现，不仅延伸了中国殷周以来的教育阶梯，而且健全了从中央到地方网络交织的教育体系。

具体做法是由朝廷选拔优秀青年五十人为博士弟子，列入固定编制。其标准是“十八以上，仪状端正，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这种博士弟子无俸禄且自理生活费用，但可享受免学费及“复其身”（免除本人赋税徭役）的待遇。太学的考核制度十分严格，据《汉书·儒林传》记：“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就是说，博士弟子每年需经考试，通一艺（即诗、书、易、礼、春秋五经之一）便授下级咨询官吏；优秀者可充任皇帝侍从，优异者破格录用。对“不事学”或“下材”的劣等生，考核后予以除名。

随着汉代经济文化的发展，京师太学的规格不断扩大，博士弟子逐代增多。汉昭帝时100人，汉宣帝时200人，汉元帝时1000人，汉成帝时3000人。汉平帝时，王莽秉政，为了粉饰太平，竟增至10000人。

太学生活

博士弟子的生活一般比较清苦，西汉中期的名臣王章在太学肄业时，病卧于牛衣（冬季牛马御寒的粗褐）中，哀哀哭泣。西汉晚期的宰相翟方进，原是外郡孤儿，为了求学，寡母随他跋涉千里，在长安编制草鞋供他衣食，终于学而有成。东汉光武帝刘秀，原是南阳中小地主，他在西汉晚期肄业于长安太学时，曾和同窗合资买驴，对外租赁，以补贴生活费用。当然，太学中也有贵胄子弟，如新都侯王莽为了沽名钓誉，将子侄都送入太学，在他休沐之日，“振车骑，奉羊酒，劳遗其师，恩施下竟同学。”（见《汉书·王莽传》）。不过，这种阔绰的学生毕竟只是极少数。

西汉施政，儒法杂糅，将经术与法制有机地融为一体。因而太学出身的经生一旦临政，往往顿成能吏，上述王章、翟方进、刘秀都是代表人物。因而，有见识的地方大员，宁可自出学费派有为的青年入京就学。例如蜀郡太守文翁在太学初备雏形时，便选择“开敏有材”的小吏十余人，亲自饬励，送入京师为博士弟子。每年派官员入京缴纳贡赋时，随带大批土产，支付学生们的用度。他的苦心果然没有白费，这些“保送生”们以后不少位至郡守刺史。由于太学博士弟子多数来自下层，所以政治眼光敏锐。他们年轻热情，敢作敢为。汉宣帝时，司隶校尉鲍宣秉公司法，遭到权贵诬陷，判处死刑。济南籍的太学生王咸，在太学门前扬幡大呼：“欲救鲍司隶者集此幡下！”一时聚众千人，遮拦长安大道，钩留丞相马车，在未央宫北阙门慷慨陈辞，一时震动京城，并终于因此挽救了鲍宣性命。这恐怕可以算得上是我国历史上学生运动的开章首篇了吧。1

太学的影响

太学作为西汉时期的最高学府，产生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在维护政治一统、培养新型后备官员以及以团体之力抵制政治不良风气方面均产生过积极影响。

积极影响

第一，太学兴起维护了西汉政治一统局面。太学“以经学为教育内容, 以经术取士标准, 犹如车之二轮, 推动‘儒术独尊’政策的施行, 逐渐使儒家思想成为全国上下统一的思想和是非标准”，有效地维护了政治统一。

第二，太学为西汉国家培养出了一批新型后备官员，为封建官僚集团注入了新鲜血液与活力。在此之前，西汉官员选拔主要有两种方式：军功取士和选自郎官。当时军功地主已经没落，以此途径入选官僚集团的并不多见；而郎官又多出自“任子”或“赀选”，难以选到真才实学之人。太学在选官方面对弟子要进行严格考核，唯有品学兼优者方能入选，这种重才学、尚品行的选官标准，无疑是选举制度的一大进步。

第三，太学以团体力量抵制不良的政治风气，成为中国学生运动的先声。如汉哀帝时期，丞相孔光属官违制，鲍宣秉公办事，扣押属官，没收车马，此事得罪了丞相，最后被以大不敬之罪被捕下狱。事情发生后，“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于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车不得行，又守阙上书”。哀帝迫于博士弟子们的团体压力免除了鲍宣死刑。

当然，作为一所官办性质的高等学府，太学又在教学内容、教学理念、禁锢学术思想自由发展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烙印和标签，其消极影响同样显而易见。

消极影响

第一，太学教授内容单一、偏颇，限制了其他学科知识的传播和发展。西汉太学单纯以儒家经典为授课内容，进一步将儒学及儒家经典推向了神坛，其他学科知识很难有立足之地，尤其是先秦墨家重视自然科学的传统从此中断。

第二，太学对弟子考核授官，是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具体实践，刺激了广大学子为禄利之路埋首群经，罕问世事，即使付出毕生精力亦乐此不疲、无怨无悔。

第三，太学僵死、教条地注重师承关系的传统，禁锢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西汉经师传经,若不严守师法或家法,非但不能任博士,即便当上博士,也不会受到重用。如《汉书·儒林传》载:“喜好自称誉,得《易》家侯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曰:‘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同时，经学传授过程中，又由于门户之见，相互攻讦的现象屡见不鲜，导致了学术思想的混乱和无所适从。

西汉太学虽属于高等教育的初创阶段，但也有成功的经验，同时太学所暴露出的问题及消极影响，也值得我们去总结反思。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