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关系共2人

人物生平

求学之路

先生于1903年10月9日诞生于河北蓟县（今属天津市）马道村一破落地主家。父亲早年病故，因家贫，为节省费用，常常不吃午饭，“以书治饿”，发奋学习而忘食。他因此学习成绩优异，遂连年得奖学金而读完高中。1921年，他考入燕京大学。虽然尽力节省开支，但因生活实在困难，他不得不辍学到小学去教书，到中国地理学会去做编辑工作借以攒钱，凑够学费，再回燕大上学。到大学四年级时，他又囊空而不得不半工半读到燕大新校园的岛亭、花神庙、女生部去打工，所以直到1928年才大学毕业。

此时恰逢北平举行大学生毕业会考，国文作文题为《颐和园游记》。颐和园与在海淀的燕大校园毗邻，在燕大未名湖畔漫步，抬头即可望见颐和园的万寿山和佛香阁。当时进颐和园，须购一块大洋的门票。但先生缺钱购买，遂始终未踏入这名园。他却仅凭丰富的历史知识和一些见到的图片以及去过的同学的介绍描述，竟写出了洋洋洒洒的描述颐和园的长篇文言文而在众多考生中独占鳌头，得了第一名。其后考官得知这情况，大呼不可思议。

编辑丛书

“不苟同，不苟立异，不为离奇之论，而以至当为归。”这是先生对宋人洪迈学术所作的精辟论断，也是他自己治学的深刻体验、始终不渝的守则，而这首先体现在他对《引得》这部大型国学工具书的编纂上。

“引得”是Index的译音，意同“索引”。中国五千多年的悠久传统文化遗产浩如烟海，古代文献汗牛充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外学者为一字一词一句而查找中国古文献，十分费力。为此，1930年，哈佛燕京学社决定在燕京大学设立引得编纂处，由燕大校方主要负责人之一、历史系主任洪业（字煨莲）任引得编纂处处长。下有聂崇岐、李书青、田继宗三人任编辑。1933年，洪业因教务繁重，主要是统管编纂方针，而田继宗很快离去。李书青则专管印刷。聂先生遂被提升为这编纂处的副主任。这大型丛书的编纂重任乃全落在刚过而立之年的聂先生的身上。

先生具体负责这《引得》丛书的编纂，协助的书记员兼抄录员有5至10人左右，但工作仍极为繁重。他还常亲自作序，所作的序以史部和集部为多。如他所撰写的《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序，便长达数万言。他编纂各种引得，八分之七为内稿，多是他不辞辛劳，带领处内人员编纂的，平均每年出版3种4册。但他也重视组织外稿，如《佛藏子目引得》是文学名家许地山完成，而《道藏子目引得》则是当时尚为学生的翁独健写的。

先生从事这引得丛书的编纂，与其他编辑一样，可以说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既不得名也不得利，而他工作得非常认真仔细，踏踏实实。对他在工作上所取得的重大成绩，学术界都是十分赞佩的。胡适和洪业先生对聂先生从事的这项工作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宋史研究

编纂《引得》丛书，使先生掌握了更丰富的史料，更能运用严谨的科学方法治史。洪业先生作为燕大历史系主任对培养大有学术造就前途的学生是很有计划的。他让齐思和治春秋战国史，周一良治魏晋南北朝史，冯家升治辽金史，翁独健治元史，而让聂先生治宋史。由于洪先生的循循善诱，聂先生在编纂《引得》丛书的同时，也刻苦钻研宋史而取得优异成绩，成为宋史专家。

聂先生治宋史的处女作是1934年发表在《禹贡半月刊》第一卷第6期上的《宋史地理志考异》。当时也在燕大历史系任教的顾颉刚与一批青年学者创立禹贡学会，进行历史地理沿革的探讨。顾先生鉴于《宋史·地理志》修纂仓促，谬误过多，需厘定校正，就坚嘱聂先生为文校正。聂先生用一年时间便完成了《宋史地理志考异》一文。该文取浙江局刻本《宋史》为底本，就其地理部分与《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治》《舆地广记》《舆地纪胜》，“相互勘校，较其异同”；又以《玉海》《文献通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太宗实录残卷》《东都事略》等钞撮考索，写成长达5万余言之文，对《宋史地理志》进行详细校勘，并对诸书记载也作了必要的辨误，凡有异者，如不能辨处，则列出存疑，以供他人参考。能辨识者便一一在按语中说明。此文原拟取“校正”之名，但先生出于谨慎而改作“考异”，这就表明先生为学既“不苟同，也苟立异”。该文于《禹贡半月刊》发表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反响。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二十五史补编》，增补诸史表志及考释240种，作者多为前代著名学者，而先生此文连同先生另一大作《补宋史艺文志》也被收入。

先生治史“不苟同”，也表明他不迷信，不盲从，具有批判精神，故多有独到之见。他撰有《宋词科考》与《宋代制举考略》，是考察宋代科举制度的姊妹篇。在此两书中，先生都强烈反对那种华而不实的学风，提倡务实精神。对于制举，他指出：“宋人之推崇制举，可谓至矣，誉为拔取非常之才，称为期待杰出之士。”但“殊不知能言者未必能行，而笃行者又每不好多言。策论衡才，亦不过取言之是否成理，至能否成行，则决非几千字所得体识。”对于词科，他则认为，词科注重四六句，是“遗精华而取糟粕，重技巧而忽性灵”，“每致连篇皆为故典，累牍半属陈辞”，他这样的评论科举之弊是中肯的。先生作为一个朴实的历史学者，对人民的苦难也寄予莫大的关怀。他在所著的《宋役法述》一文中，曾尖锐指出:在封建专制社会，“官吏贪账枉法，鱼肉编氓，致民畏役如虎之例，不胜枚举。”满纸血泪，不忍卒读，真可谓“苛政猛于虎矣”。以至于悲叹：“人民遂永沉沦于昏天黑地中矣。”

先生治史还很讲求要占有丰富、准确的资料，所以他的文章多有考据而常出创见。他在所著的《宋史丛考》一书中指出：“宋政尚宽仁，文网疏阔，士大夫每就闻见所及，自军国重事以至委巷琐谈，著于竹帛，故宋笔记之书，远超前代。”有宋一代，由于印刷术的改善，经济之发达，故文化空前繁荣。因出书多，可收集参考的资料也多，其中孰是孰非，孰真孰伪，就需要认真作考证。先生精于考据，《宋史·地理志考异》即是一例证，而《论宋太祖收兵权》一文也是如此。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与罢藩镇之举是否为一回事，世人多有不同看法。聂先生即加以详尽考证，正确指出：宋太祖收兵权，为我国历史一件大事，但其所收之兵权，有内外之分。内为罢宿将典禁兵，即世人所熟知的“杯酒释兵权”是也。外为撤罢藩镇，此种政策之完成盖已在真宗之世。不能把两者混淆。

先生还撰有《麟州杨氏遗闻六记》之文，文章说：“宋杨家将故事，以小说戏曲之宣传，大河南北，几乎妇孺皆知，稗官野史，里巷之谈，固不足信；而《宋史·杨业传》所述，又嫌略简，难尽窥事实之曲折。年来涉猎史书，遇有关杨业祖孙父子之事，辄迻录之，为目既久，粗有所获。”先生注意搜集杨家将抗辽事迹的资料而撰此文，看来是出于反民族侵略之情怀。另外，先生还撰有《宋辽交聘考》之重要论文。详细论述了宋辽之使节选派，国书之体制，礼物之名色，使节之接送、待遇，如此等等。在这礼仪交聘的背后，很清楚地显露出“弱国无外交”之实质。他沉痛地写道：“两朝使节大致言之，宋多谦和，辽多粗犷。盖宋以力不如人，而中华礼仪之邦，极少肯逾越法纪，自贻伊戚。辽则不然，武事虽优，而文化不竞，以之使者常有桀骜之气，少温顺之风。”先生写此文，是因国弱被侮，有所感而发的。

先生极熟稔宋史，掌握的资料丰富、详尽。学术界誉为“活宋”。但他也注重通史之研究。上世纪四十年代，他执教燕大历史系时，除教宋史外，还开有中国职官制度史的课程。

专心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