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绍

编著者：国家图书馆 辑 责任编辑：张爱芳 定　价：￥5600.00 ISBN 　：9787501348794 出版时间：2012-10 规　格：精装，大32开

图书内容

记载历史人物言行、事迹的年谱，是研究历史人物以及其他历史问题的重要资料，很值得重视。由于明人年谱篇幅大、总量多、真实性强，尤其值得重视和利用。

本书收录明代名人年谱101种，谱主94人，即汪克宽(1304-1372)、舒頔(1305-1377)、陶安(1312-1368)、戴良(1317-1374)、方国珍(1319-1374 )、黄温德(1352-1391)、史仲彬(1366-1427)、蔡溥(1372-1444)、龚詧(1382-1469)、陈循(1386-1462)、杜琼(1397-1474)、刘定之(1410-1469)、章纶(1413-1483)、段坚(1419-1484) 、姚绶(1422-1495) 、黄瑜(1426-1497) 、秦纮(1426-1505)、章懋(1437 -1522) 、李东阳(1447-1516)、顾左(1448-1521)、陈雍(1451-1543) 、邵宝(1460-1527)、黄几(1465-1513) 、桂华(1476-1522) 、王守仁(1472-1529)、陈琛(1477-1545) 、毛伯温(1482-1545) 、张文麟(1482-1548)、齐之鸾(1483-1534) 、黄佐(1490-1566)、斡达善(1494-1544)、吴子孝(1496-1563) 、郭奇美(1496-1573)、程文德(1497-1559)、唐枢(1497-1575)、吴鹏(1500-1569) 、钱薇(1502-1554) 、吴悌(1502-1568)、王栋(1503-1580)、谭大初(1504-1580)、杨博(1509-1574)、严讷(1511-1584) 、殷迈(1512-？)、陈士元( 1516-1597)、林兆恩(1517-1598)、色勒(1521-1637) 、来知德(1525-1604)、王祖嫡(1531-1592)、顾养谦(1537-1604)、于孔兼(1538 -1615) 、何出图(1539-1616)、陈第(1541-1617)、郭子章(1543-1618)、德清(1546-1623)、法克产(1547-1578)、庄起元(1559- 1633)、庄廷臣(1559-1643)、苏三音(1562-1594)、孙承宗(1563-1638)、安希范(1564-1621)、圆悟(1566-1642)、毕自严(1569-1638 ) 、毕懋康(1571-1644) 、鹿善继(1575-1646)、王思任(1575-1646)、范凤翼(1575-1655)、刘文澄(1576-1611) 、黄公辅(1576-1657) 、巴彦摄津(1577-1638)、刘宗周(1578-1645)、艾南英(1583-1646)、方震儒(1585-1645)、吕维祺(1587-1641)、华允诚(1588-1648)、叶绍袁(1589 -1648) 、侯峒曾(1591-1645)、李应升(1593-1626)、吴麟征(1593-1644)、郑鄤(1594-1639)、陈纯德(1594-1645)、吴应箕(1594-1645)、金声(1598-1645)、拜音岱(1599-1644)、吴甘来(1599-1644)、卢象升(1600-1646)、左懋第(1601-1649)、申佳胤(1602-1644)、葛麟(1602 -1645)、黄淳耀(1605-1645)、钱肃乐(1607-1648)、姜采(1608-1673)、金铉(1610-1643)、蔡道宪(1615-1643)、李用楫(1617-1652) 、莫尔欢(1621-1644)。

此前本社出版的《明代名人年谱》《宋明理学家年谱》《宋明理学家年谱续编》中收录的人物年谱，本书不再收录。 论明人年谱的价值和利用（代序） 南炳文 记载历史人物事迹、言论的年谱，是研究历史人物以及其他历史问题的重要资料，很值得重视，而明人年谱尤其值得重视和利用。 明人的年谱价值甚大，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其一，多半篇幅庞大。将明人年谱篇幅与《明史》的相关传记相比，可以充分显示这一状况。兹举数例。项德桢编《太师杨襄毅公(博)年谱》残本(笔者按：全本为十卷，仅存二卷)约七万二千字，而《明史》之杨博传约二千三百字，前者约为后者的三十一倍；胡博文编《毕司徒东郊先生(懋康)年谱》约四万字，而《明史》之毕懋康传约五百六十字，前者约为后者的七十一倍；齐祖名编《蓉川公(齐之鸾)年谱》约二千一百字，而《明史》之齐之鸾传约九百字，前者约为后者二倍多；吴国英编《环谷先生(汪克宽)年谱》约三千字，而《明史》之汪克宽传约二百三十字，前者约为后者的十三倍。明人年谱篇幅大，包含的内容自然就多，价值自然会大。 其二，总量多。谢巍编撰《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是笔者所见著录年谱最多的一部目录书。据该书统计，先秦人物的年谱为五百三十二部(谱主八十六人)，秦汉人物的年谱为一百四十四部(谱主五十二人)，三国两晋南北朝人物的年谱为二百四十七部(谱主八十二人)，隋唐人物的年谱为三百八十九部(谱主一百二十二人)，五代十国人物的年谱为四十八部(谱主三十六人)，宋代人物的年谱为六百五十六部(谱主二百九十三人)，辽金元人物的年谱为一百三十一部(谱主九十六人) ，明代人物的年谱为七百九十三部(谱主五百一十六人)。而据清代人物年谱专家来新夏先生的统计，清代人物的年谱有八百余种。由上面的统计来看，明人年谱是辛亥革命前各个时期人物年谱数量较多者，仅次于清代，而且与之相差不多。年谱的总量多，无疑包含的史料数量必然要大。 其三，真实性较强。明人年谱的作者多是谱主本身，或者是谱主的门生亲朋，所记为其亲历、亲见或亲闻，多真切详实。有的虽不是谱主的门生亲朋，但曾广泛收集谱主的资料，作过专门研究，所记亦多可靠。翻看明人年谱，可以发现许多仅见于其中而为他书所不载的珍贵史料。如张文麟在明武宗正德五年处死权阉刘瑾时，奉命协助陕西司主事胡远监斩，他在自撰年谱《端岩公年谱》中记其事说： 数日后早朝毕，奉旨：“刘瑾凌迟三日，锉尸，枭首，仍画影图形，榜示天下。刘二汉(刘瑾之侄——笔者注)一体处斩。”是日，予同年陕西司主事胡远该监斩，错愕，告于尚书刘先生(刑部尚书刘——笔者注)，曰：“我如何当得”刘回言：“我叫本科(指张文麟——笔者注)帮你。”予因应之。过官寓早饭，即呼本吏随邀该司掌印正郎至西角头，刘瑾已开刀矣。凌迟刀数，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头一日，例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动刀则有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矣。人言犯人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则血皆从此出。想应是也。至晚，押瑾顺天府宛平县寄监。释缚数刻，瑾尚食粥两碗。反贼乃如此!次日则押至东角头。先日瑾就刑，颇言内事，以麻核桃塞口，数十刀气绝。时方日升在彼，与同监斩御史具本奏，奉圣旨：“刘瑾凌迟数足，锉尸，免枭首。”受害之家争取其肉以祭死者。锉尸，当胸一大斧，胸去数丈。逆贼之报亦惨矣。(张文麟：《端岩公年谱》第四册，第P468~470叶) 在这段记事中，张文麟不仅详细记述了权阉刘瑾处死时被凌迟、锉尸的实况，而且对其时凌迟的刀数规定，也记载得清清楚楚。这些都是其他史书和文献资料所没有的。这段记事之所以能够将这些详细、明白地记录下来，显然是得益于这段记事所在年谱的谱主兼作者张文麟系刘瑾被处死一事的亲历者。这段记事的内容血淋淋惨不忍睹，但从反映明代刑罚制度实况来说，又是宝贵的史料。 明人年谱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如何使用却须讲究，否则事倍功半。笔者认为利用明人年谱查找资料的方法，基本上有四种。 其一，若查找某人的资料，则直接查阅其人的年谱。这是不言自明之事，不用赘述。 其二，为查阅某人的资料而查阅其他相关人物的年谱。这种方法在其人没有年谱之时，尤其值得利用。年谱虽是专记一人之事迹言论，但与谱主事迹言论相关的人物，也往往被写进年谱中来，以使谱主言行的背景得以交待清楚。这为研究者利用相关人物年谱查阅某人资料提供了方便。如《明史》载： 朱赓独相，朝事益弛。若霖言：“陛下独相一赓，而又昼接无闻，补牍莫应，此最大患也。方今纪纲坏，政事壅，人才耗，庶职空，民力穷，边方废，宦竖横，盗贼繁，士大夫几忘廉耻礼义，而小民愁苦冤痛之声彻于宇内。辅臣宜慨然任天下重，收拾人心，以效之当宁。如徒谦让未遑，或以人言轻怀去就，则陛下何赖焉？”赓乃缘若霖指，力请帝急行新政。帝亦不省。(万历三十五年)五月朔，大雨雹。若霖谓用人不广、大臣专权之象，具疏切言之。已而京师久雨，坏田庐。若霖复言“大臣比周相倚，小臣趋风，其流益甚”，意复诋赓及新辅李廷机辈也。(《明史》卷二三○《汪若霖传》) 从上引《明史》的这段记载看，朱赓对汪若霖的意见不能说不 予采纳，而汪若霖却对朱赓抓住不放，攻讦不已。这是为什么？《明史》当中并无具体的、有针对性的解释。《明神宗实录》对万历朝事迹记载甚详，其对汪若霖的上述言论亦有记载(《明神宗实录》卷四三○、四三三、四三六)，但对汪若霖抓住朱赓不放、攻讦不已的原因也无具体的、有针对性的说明。应从何处查阅资料以寻找原因？其办法之一当是利用明人年谱。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汪若霖其人的年谱，但与其相关的人物朱赓却是有年谱的。笔者尝试对朱赓的年谱进行了查阅，果然有所收获。朱赓的年谱名《荼史》，是谱主所自撰，其万历三十五年五月初八日记事称： 五月初八日，上命吏部会同九卿科道推堪任阁臣者来简用。先是，余以枚卜请者章二十余上，上已动念矣，忽一日于余疏中批出，有“恭默，正思枚卜得人”之旨。科臣汪若霖嚣于众曰：“审 尔，则不复会推，命从中出矣。上安晓'恭默'二字，必执政有所欲用之人，故出此旨。”遂因雨雹建言：“雹乃阴盛之征，大臣权专政则有此应。”语甚刺余。余又上疏请必会推，始协公论，乃有是命。初，若霖为其座主杨荆岩经营半年，尝介罗兵部来请，次日又自来。余应之曰：“荆岩乃我门生，才望自宜推用，可保其必推。但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荐，则圣心生疑，反为荆岩累。吾不敢也。”渠唯唯而去。盖渠谋求于内外之间，已有机械，只虞会推不及耳。(朱赓：《荼史》，《明代名人年谱》第七册第397页) 由《荼史》的这段记述看，汪若霖之所以对朱赓抓住不放、攻讦不已，乃是由于汪若霖请求朱赓推荐其师杨荆岩入阁任大学士而遭到了朱赓的拒绝。诚然，朱赓作为被攻讦的一方，在其自撰年谱中所记述的其被攻讦的原因，只能看作一面之词，不能贸然判为确实，但总是提出了一种说法，为后人分析提供了一条思路，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 其三，当查找某一类事物的资料时，可以试查曾任职司这一类事物的官职的人物之年谱。如杨博在明世宗在位的后期、明穆宗时期至明神宗即位初，长期担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的职务(《明史》卷二一二、二一四)，其年谱今存有项德桢编《太师杨襄毅公年谱》(残本，卷三、卷九)，许多与兵部尚书、吏部尚书职掌有关的事物，可在这个年谱中查到其若干资料。比如万历《明会典》中记载： 凡锦衣卫官……嘉靖二十九年题准，锦衣卫除皇亲带俸原不管事、达官营操不全系管理军政等官难以考选外，其余若指挥在所管事，并千户以下等官，不拘见任、闲住，俱听本卫堂上掌印正官从公开注贤否履历，先期送部，临期会同议拟，与腾骧四卫一并严加考选，果有廉能可用，仍旧管事，如行止不堪，一体带俸革任。(万历《明会典》卷一一九《兵部二》) 这段记载说明，锦衣卫之“指挥在所管事，并千户以下等官”，在嘉靖二十九年后考选时要由锦衣卫的掌印正官与兵部官员共同进行，即“会同议拟”。但锦衣卫掌印正官与兵部官员在“会同议拟”时由谁为主？在什么地点进行？这里皆未说明。而读杨博的年谱，却可找到部分说明。该年谱嘉靖三十九年记事称： 十二月壬辰，考选军政。 前乙卯(嘉靖三十四年)考选，公言：“锦衣卫例应赴部。”陆武惠(掌锦衣卫事之陆炳——笔者注)唯唯。会公丁艰，仍疏免。至是，公执如初，武惠不得已，率属赴部。而中门不开，诣恳徐文贞，文贞使人言公，令开中门。而仪门之中门仍闭，武惠不得已，从东角门入。是时，公与侍郎闵公煦、李襄敏公遂皆迎至堂，揖毕，公中坐。武惠以聂贞襄在本兵，自考选过部，且由中入，既至堂复占首席，今公直据首坐，而虚次以待，衷殊不平。及举笔，公有问，武惠初让，不发一言，公遂不复与议，去留一自决，为汰数十人。武惠忿沮。(项德桢：《太师杨襄毅公年谱》卷三，第七册第150～152页) 这段记载说明，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考选锦衣卫官员时，为主者为时任兵部尚书的杨博，进行的地点在兵部。杨博的年谱之所以能部分回答上述两个问题，完全是由于嘉靖三十九年时，杨博担任兵部尚书的职务，而考选锦衣卫的有关官员，正是兵部尚书的职掌之一。又如《明史》关于太仆寺寺丞的记载： 寺丞，初置四人。正统中又增八人，共十二人，以一人领京卫，一人领顺德、广平二府，一人领开封、卫辉、彰德三府，九人分领顺天、保定、真定、河间、永平、大名、济南、兖州、东昌九府孳牧、寄牧各马匹。弘治六年革四人。正德九年复增一人，专领寄牧之事。嘉靖八年又革三人，共六人分领，三年更代，而以寄牧者令府州县兼理。隆庆三年又革三人，止设三人，以一人提督库藏兼协理京边，二人分理东西二路各马政。(《明史》卷七四《职官三》) 这段记载只记载了太仆寺寺丞的员数及分工，而其任职资格、升迁前程等并未涉及。但如果查阅杨博的年谱，即可得知若干有关情况。该年谱隆庆三年闰六月记事称： 丙午，覆太仆寺卿顾存仁崇体统疏。太仆丞多用荫胄，顾公请选科目才望之优者，诏部议。公言：“太仆丞在《诸司职掌》原系京堂官，例不考核，与尚宝、光禄丞同，本自尊严。惟用非其人，致坏旧体。此后务于主事、推官、知县内选补，照尚宝、光禄例，内擢少卿，外擢司道，本寺遇缺少卿，令其分摄，出巡则府佐以下俱行属礼，违者听呈兵部参处。”从之。(项德桢：《太师杨襄毅公年谱》卷九第七册第272～273页) 这段记载反映了隆庆三年闰六月前后太仆寺丞任职资格及升迁前程的变化。杨博的年谱之所以能反映这些具体情况，不言而喻乃是因为隆庆三年之时，杨博身居吏部尚书之职，而太仆寺丞的任职资格及升迁规定，正属吏部尚书的职权。 其四，探究明代某一时期影响重大、事关多人的历史事件，可采用同时阅读此时期相关人物的多部年谱的方法。明人年谱数量多，这使明代某一时期可有许多人物都编有年谱，从而为后人揭示历史真相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如明代后期朝臣士大夫门户之争非常激烈，倘欲查找其相关历史事实，即可同时阅读顾宪成、高攀龙、叶向高、魏大中、左光斗等多人的年谱。这些年谱不仅数量多从而资料丰富，而且由于各谱作者见闻不一、观点也有差异，因而所提供的资料还可互相补充质证，便于分析出事情的真相。鉴于明人年谱中关于明代后期朝臣士大夫门户之争的资料极其繁多，为省篇幅，兹不转引。 在利用明人年谱时，除了讲究方法外，还应注意如下几点，否则将影响搜集资料的范围，甚至被误导，有碍于详细准确地掌握历史真相。 其一，明人年谱的谱名，与其他时代的年谱一样，多带有“年谱”二字，但也有不少不用“年谱”二字者。如殷迈的年谱(谱主自撰)称《幻迹自警》，谱中作者自称“以生平幻迹，次第直书”，其谱名中的“幻迹”二字，实指谱主的言行。耿定向的年谱(谱主自撰)称《观生纪》，作者自撰《观生纪序》称：“观生，观我生平之履也。”朱赓的年谱(谱主自撰)称《荼史》，他在全谱结尾处对该谱命名的原因解释说：“荼史者，余病中自叙行述，略鸣苦心，命曰'荼史'。”姚舜牧的年谱(谱主自撰)称《自叙历年》。叶向高的 年谱(谱主自撰)称《蘧编》。金世俊的年谱(谱主自撰)称《宁我录》。这些年谱仅看名称，很难将之与年谱联系起来，但却是地地道道的年谱，并且多半价值甚高。因此，在利用明人年谱时，一定要对此类年谱特加留心，以免漏掉，造成遗憾。 其二，前文提及，明人年谱中很大一部分是谱主或谱主的门生亲朋所撰，因而其所记多为亲历、亲闻或亲见，有真切详实的优点，对之应充分注意加以利用；但由于作者与谱主有特殊的利害关系，这类年谱中间或出现美化谱主、掩盖谱主不光彩方面的现象。 其三，当一个人物编有多部年谱时，要尽量将各部年谱互相对读，这样常能收到互相补充校正之效。如王守仁有多部年谱，谢巍编撰《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著录有三十多部，杨殿珣编《中国历代年谱总录》著录有二十多部。笔者曾将两部年谱，即钱德洪编、罗洪先考订《阳明先生年谱》及李贽编《阳明先生年谱》，作过对读，就发现两谱有许多可以互相补充校正之处。 其四，对晚出的、甚至是今人所作有份量的年谱不可轻视。一般而言，产生时代越早，文献的价值越高，但对此不可绝对化。晚出的、甚至今人所作的年谱，倘作者下过大功夫，该年谱很有份量，其价值不应低估。后人往往比前人可以看到更多的资料，这使肯下大力气的人有可能作出超越前人造诣的优秀年谱。如明末的大科学家徐光启，自清朝以来多人为之修谱，而笔者所见到的今人梁家勉编著《徐光启年谱》最为晚出，但其所收集的资料最为丰富，谱文及附注所涉及或引及的文献约二百八十多种，包括谱主本人著述、与谱主有关的人物的有关著述、同时人或后人对谱主的记载、直接或间接与谱主生平活动有关的历史记录、涉及或引及或影响及谱主学术思想的某些专门书等。梁还对这些资料进行了严格鉴别，相当真实、全面、系统地反映了谱主的生平，包括其人、其事、其学以至其时代、其影响、其相关人物等方面的史实。由此看来，倘利用徐光启的年谱研究徐光启其人和其他有关史事，这部最为晚出的梁着年谱是不可不读的。又如明末思想家吕坤，原来没有年谱，今人郑涵参考近七十种古今著述，首创《吕坤年谱》。他以近十二万字的篇幅，对谱主的言行著述、论学交游、居官行政等，详加叙述；与谱主有关的朝野大事、典章制度、历史人物等，亦多有论列；凡谱主言论之有关朝章政典、国计民生足以反映谱主学术思想、政治观点者，均摘要转录，其尤其重要者，则虽长篇巨制，亦全文收载。这样一部年谱，虽系今人所撰，但显然具有相当高的史学价值，是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 欲利用明人年谱，不可缺少著录介绍明人年谱的著作。很可惜，明人年谱未能像清人年谱得到来新夏着《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这一专著专门著录介绍那样幸运，迄今为止，尚无专门著录介绍明人年谱的专著问世。不过，在若干著录介绍历代年谱的工具书中，明人年谱也得到了相当系统、全面的著录介绍。笔者所见到的这类工具书中，杨殿珣编《中国历代年谱总录》和谢巍编撰《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是著录介绍明代年谱最详细的两部，后者尤其如此。它们虽然难免偶有小误，如谢书称张信民编《曹月川先生年谱》“考月川生于洪武十年”，而查阅该谱可知，实为记作“洪武九年丙辰春正月十三日午时生”。但瑕不掩瑜，这些工具书的著录介绍大多准确可靠，它们为利用明人年谱者指示门径，大有裨益。一九九七年又出版了黄秀文主编的《中国年谱辞典》，该辞典共收年谱四千一百一十五部，涉及谱主二千四百三十一人，其中明人年谱三百八十五部，涉及谱主二百六十八人，对每部年谱的撰者、版本、收藏单位、谱文特色，以及谱主的生平，皆有扼要介绍。一九九九年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又出版了《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其中收载有明人年谱二百七十五部。为方便学者个人研阅，自二○○三年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又从中陆续辑录出版了《明代名人年谱》、《宋明理学家年谱》及《宋明理学家年谱续编》，现又整理出版《明代名人年谱续编》，收录明代人物年谱一百零一种(谱主九十四人)，在一定程度上为利用明人年谱者克服或缓解了有关年谱散存而不便查阅的困难。而目前比较充分地利用明人年谱的客观条件已初步具备，笔者愿与广大同行共同开展利用明人年谱的工作，以充分发挥其史料宝库的作用，实现其史学价值。 二○一二年十月

图书目录

明代名人年谱续编目录

第一册：（1—10）

1、环谷先生年谱明吴国英编清康熙间刻本（1）

2、贞素先生舒公年谱清舒正仪编清道光间刻本（17）

3、明翰林学士当涂陶主敬先生年谱清夏炘编清同治六年刻本（45）

4、戴九灵先生年谱清戴殿江、戴殿泗编清乾隆三十六年刻本（119）

5、方国珍寇温始末清叶嘉棆编、刘绍宽增订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139）

6、朝贵府君年谱清黄培芳编清光绪三十一年刻本（171—174页）

7、致身录明史仲彬编，焦竑、钱士升订，史册释清康熙八年刻本（175）

8、蔡氏文溥公自叙年谱明蔡溥编民国八年木活字本（315）

9、龚安节先生年谱明龚绂编民国九年刻本（341）

10、芳洲先生年谱明王翔编清同治光绪间刻本（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