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明代的文化专制——文字狱与八股文明朝建立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逐渐显露，除了封建社会固有的皇权与相权、皇权与将权的矛盾之外，在统治阶级内部还存在着淮西集团和非淮西集团、南人和北人之间的激烈斗争。不仅如此，在思想文化领域还存在着封建文人与新王朝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洪武一朝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和朱元璋本人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朱元璋出身贫苦，完全凭着个人的聪明才智闯荡江湖，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才平定天下并做上皇帝的。一个由贫苦农民出身的皇帝，最怕别人瞧不起他，怕那些投降过来的文臣武将对他不服，又怕那些跟他南征北战的战友们对他不忠，还怕那些有知识的儒士们不肯为他所用，这种自卑的心理始终伴随着他。而且朱元璋又是个权欲极重的人，他绝不允许任何人染指皇权，这种时代背景和他复杂的心理不仅激化了他与丞相、功臣之间的矛盾，而且也导致了洪武朝乃至后来的文化专制1。

大兴文字狱排斥异己文字狱，顾名思义，是为了文字吃官司。它是指当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打击异己分子，镇压不合自己口味的思想言论而制造的一些因言论而获罪的案件。文字总是出于文人之手，吃文字狱官司的，当然是文士了。在封建统治下，文字狱十分残酷，出乎常情，不受任何约束，可以说文字狱乃是专门整治文士的“特种刑庭”。

据说，明代文字狱的出现源于洪武朝的文武之争。自立国初，明太祖秉承“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名言，开始大量起用文人，制定朝仪、典章、刑法、军制、户籍、学校等等规程，使得明初气象具备，行政清明，而文人在太祖心中的地位亦因此而提高。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对皇权自然是不敢有任何的僭越之念，然而，其地位的提高却引起了行伍出身的勋臣们强烈不满。他们便寻找各种借口加以反对，文士喜好讪谤就成为他们攻讦的借口之一。

原因

武臣挑拨

洪武初年，朱元璋为延揽天下英才，决定开科取士。这本是历朝相传选拔人才的最佳手段，诸位勋臣却颇有异议。他们认为此为皇帝崇尚文士之举。朱元璋理解他们的心情，便耐心启发道：“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诸位武臣反驳道：“陛下所云固然在理，但读书人用心歹毒，特擅讥讪，如不警觉，即受其愚弄。如张九四(即张士诚原名)起初诚意优礼文人儒士，甚至请他们为自己更名，这些文士竟给他取名为‘士诚’。”朱元璋不以为然道：“此名甚美，何足为怪?”诸位武臣道：《孟子》里有这么一句话叫“士，诚小人也”。连读出来就是“士诚，小人也”。您看，这不是变着法骂张九四是小人吗？可怜他给人家叫了半辈子小人，至死还被蒙在鼓里。太祖立刻命人拿来《孟子》一查，果然找到了这句话，心中不由恼怒万分，没想到白面书生在舞文弄墨之间竟能含沙射影，任意褒贬！朱元璋自然担心自己也会糊里糊涂地陷于被愚弄、被讥诮的境地，从此他就开始留意文臣们的奏章之中有没有什么可疑词句，以后又扩展到对诗文书稿的审查中。

遗臣不妥协

据《明史·杨维桢传》记载，其人字廉夫，号铁崖，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元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进士。仕元为建德路总管推官，红巾乱起后避难于富春江。其文名播于天下，尤擅诗文，时称“铁崖体”。洪武三年（1370）第二次被征之时，已是74岁的高龄。对着前来催促的地方官，他写下了《老妇客谣》一诗来婉言拒绝，自比诗中那位行将就木的老妇人，不能再嫁，并明确告诉太祖，如果逼迫我仕两朝，只能跳海自尽以全名节。太祖见他年老，料想拿死是吓唬不住的，再则他名气大，如果真的逼死了，未免有伤自己的“圣德”，因此只得作罢。

对明朝不肯妥协的除了像杨维桢那样的元遗民之外，还有一些是曾经仕奉于元末群雄的文人。例如江阴人王逢，做过张士诚的幕僚，士诚败亡后他隐居在乌泾（在今苏州附近）。洪武十五年（1383）被征，抵死不从。幸好他有个在南京做官的儿子，苦苦哀求之后才得以放归。事见《明史·戴良传》附《王逢传》。

这些或为故元遗臣，或为群雄旧部的文人，像杨维桢、王逢这样自恃气节而不仕两朝的还有许多。例如回族诗人丁鹤年以自家世为元臣，逃避征召，放浪山野，至永乐年间方死；长乐人陈亮自以为元之儒士，终身不仕；卢陵人张昱自以为元臣，先后拒绝了张士诚和明太祖的征召，太祖见其老迈，说了一句“可闲矣”就放归了，他遂自号“可闲老人”，小心翼翼地过日子；杨维桢的同乡兼学生张宪仕张士诚，士诚灭，张宪隐姓埋名，晚年死于杭州报国寺。这些人，除张昱之外，都在《明史》中有本传。张昱事，则可见其本人的《可闲老人集》。

看到这些文人都不肯归附自己，明太祖对文人的厌恶也就可想而知了。

要给文人定罪，最为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从其写下的文字中挑毛病、找借口。一旦这些文字不小心触动了统治者的敏感神经，统治者就立刻按照自己的思维来加以曲解，无限上纲地去引申，达到入人于罪的目的。这就是文字狱的通常特点。

皇帝出身低

朱元璋是通过参加元末农民军而起家的平民皇帝，深以自己的出身为耻，也深以当过乞丐和云游僧为耻。基于自己的出身经历，他内心中自然也划定了一块不可冒犯的禁区。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做过和尚，所以但凡“光”、“秃”等接近和尚特征的字眼儿，都会犯他禁忌，即使是个“僧”字也同样很刺他的眼。到后来，又向外推广至于谐音的“生”字也被纳入忌讳的范畴。再有，他是从红巾军中起家的。前面说过，在元廷看来，红巾军是“红贼”、“红寇”，因此太祖也讨厌有人在他面前提“贼”和“寇”，后来，连“则”字也被波及了1。

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明太祖因出身低贱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在其中作祟。而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当自卑走入极端之后，自尊心就会膨胀起来，就会产生强烈的压制别人的暴虐念头，以求心理平衡。这种变化在太祖的身上也呈现出清晰的脉络。

朱元璋统治时期，文士以表笺文字不当而罹罪者最多。按照明朝初年的习惯，每逢正旦、万寿圣节及册立东宫之时，内外文武大臣都要献上表笺庆贺。而各级文武大臣娴于文辞者并不太多，于是撰写贺表的任务一般都落在当地教官的身上。朱元璋既知文士有讪讥之好，故而对这种表笺格外在意。果然，一些表笺被他看出了“破绽”，他便毫不客气地亮出了屠刀。当时以表笺文字触犯忌讳者为数不少，而最多的是因用了“则”字。据当时的江淮方言，“则”字与“贼”读音相似，朱元璋以为这是讥讽他有落草为寇的经历。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所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被杀；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因所作《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被杀；桂林府学训导蒋质因所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被杀。其次，表笺中若有“生”(近“僧”)、“法坤”(近“发髡”)等字样，朱元璋便以为这是讽刺他曾出家为僧之事。常州府学训导蒋镇因所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知”句被杀；尉氏县教谕许元因所作《万寿贺表》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句被杀1。

历代沿革

明太祖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