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摘要
  • 2.基本信息
  • 3.学校介绍
  • 4.历史背景
  • 5.师资力量
  • 6.学校特色
  • 7.抗战时期
  • 8.相关教会
  • 9.校容校貌

弘道女中

弘道女中是中国教会学校之一,解放前,杭州市私立弘道女中在教会学校中颇有名气。1844年(清道光24年),美国基督教浸礼会教士和北长老会教士相继到宁波、杭州进行传教活动并设立学校。

其前身有三个教会女校,1912年(民国元年)这三校合并,正式定名为弘道女校,校长由美籍李维义(女)担任,现代著名女教育家—吴贻芳曾就读该学校。解放前,杭州市私立弘道女中在教会学校中颇有名气。

1844年(清道光24年),美国基督教浸礼会教士和北长老会教士相继到宁波、杭州进行传教活动并设立学校。弘道女中的前身有三个教会女校(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创办在杭州天水桥的贞才女校,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创办在杭州大塔儿巷的育才女校,美国基督教北浸礼会创办在杭州珍珠巷的惠兰女校)。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弘道女中

  • 创办时间

    1912年

  • 所属地区

    杭州市

  • 类型

    教会学校

学校介绍

1912年(民国元年)这三校合并,正式定名为“弘道女校”,校长由美籍李维义(女)担任。1914年(民国3年)美籍惠而生(女)继任校长,鉴于校舍分散,且屋宇简陋,惠而生校长商恳于原创办的三个宗教团体,要求拨款购地营造新校舍,这就是当时叫新市场,后来改称学士路的东首弘道女中和附属小学部、幼稚园校舍(现为浙江省妇女保健院和行知幼儿园所在地)的起源。以后随着学校的扩大、学生人数的增加,经历届校长的努力,到1935年(民国24年)校舍基本完成。

历史背景

教会学校起初都由外国传教士掌权,从贞才等三女校合并(1912年)到1927年(民国16年)共15年间,都由美籍人士任校长,共五任,其中裴德生任校长最久。(1916年到1925年)。由于这一时期发生了“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内反帝斗争形势日益高涨,反映在教育方面是反对教会学校。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不得不同意各教会学校实行“新学制”和新学制课堂,教会学校自成独立的教育系统,调整了课程,宗教课程相对减少。后来,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又通过“将学校逐渐交还给中国人管理”,“由中国人做校长”。1927年(民国16年)秋季起由中国人自任校长。首届中国校长是倪雪梅(女),她是1913年弘道女中第二届毕业生,在她任内,弘道女校由原创办的三个美国基督教团体移交给中华基督教华东大会及沪浙浸礼会两个中国基督教团体接管,并正式更名为“杭州市私立弘道女子中学”,小学和幼稚园仍附属于中学部。

大礼堂

1929年(民国18年)秋季起,周觉昧(女)任校长,她是1919年弘道女中第八届的毕业生。她任期最长,直到杭州解放。前后达20年之久。周觉昧任校长以后第一件大事是争取向国民党教育厅“立案”。到1931年(民国20年)顺利批准。弘道女中初露头角。  抗战期间,弘道女中先迁建德,继又去沪,与华东区基督教15所学校合并成为“华东联合中学”,后又到绍兴借越光中学(教会学校)校舍,和嘉兴秀州中学、杭州惠兰中学等校合办联合中学。1938年(民国27年)绍兴沦陷,弘道女中被迫停办。

1945年(民国34年)8月抗战胜利,弘道女中回杭复校。当时,校舍虽在,但内部一切设备损失甚大,图书、仪器已经荡然无存,课桌椅等也仅有200多件,而且还残缺不全。钢琴从原来30多架锐减至7架。所幸弘道女中在抗战前已有相当声誉,校友中有不少是在财政各界都有地位和相当实力的官员眷属,她们出于对母校热爱,都慷慨解囊资助,基督教原创办的三团体也积极赞助,国民党政府给予补助,学校很快恢复旧观。到1946年(民国35年)秋季开学时,钢琴又增加到17架。全校有高中部和初中部,高中部有三个年级三个班,初中部除三年级外,一、二年级都设春秋班,初一秋季班还有甲乙班,全校学生300多人,教师20多人(包括外籍教师5人)济济一堂,校园内又书声朗朗,弦琴不掇了。

师资力量

1929年秋,周觉昧正式就任弘道女中校长。她首先面对的就是全国范围内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作为一所教会学校,弘道要想生存,取得合法地位,就必须向浙江省教育厅提出申请,正式“立案”。周觉昧知道,这是关系到学校前途的大事,自己的母校沪江大学也是在不久前才完成正式立案手续的,现在轮到自己了,大意不得。周觉昧迎难而上,一一解决了经费来源、课程设置、师资队伍、教学设备等问题,在较短时间内得到了当局的认可,弘道得以获准“立案”。

杭州沦陷后,弘道落入日寇手中。1945年抗战胜利,周觉昧受校董会邀请,赴杭州筹划复校事宜。复校首先要取回学校财物。周觉昧赶在日军撤离前,只身赴杭。一进弘道,周觉昧就发现校舍已遭敌伪破坏:门窗残破,四壁多处洞穿,室内坑坑洼洼,满目疮痍,一片狼迹。原有课桌椅,已经找不到完好的一套。图书档案仪器等,荡然无存。目睹此情此景,周觉昧没有退缩,她大着胆子,在破败的校舍中住了下来。在两位男教职员协助下,周觉昧据理力争,取回了弘道的全部校产,其中包括钢琴、风琴各七架。后来又陆续收回几架钢琴,钢琴数达到了17架。

令周觉昧最感头疼的就是经费问题。浙江省教育厅补助的十万元,极其有限,其他的只得自己想办法。周觉昧苦思冥想,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遍访旧友新朋,到处寻求赞助。在她的努力下,弘道的前身贞才、育才、蕙兰三女学的原创办三个宗教团体各拨美金100元,众多社会贤达、士绅乃至于校友、学生家长也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募集款项达到了九百十六万元法币。周觉昧还争取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数次“赠予”的食品、衣服、木材、水泥甚至四头荷兰奶牛等,弘道甚至以此四头奶牛办起了小型牧场,免费或低价供给幼儿园、婴儿园和师生。

经费问题有了着落,周觉昧立即开始整修校舍,添置设备,很快将学校修葺一新。复校第一学期,弘道只能借蕙兰中学招收一个班的初一新生。到1946年秋,弘道已基本恢复,正式招收初、高中学生。到1948年夏,学校已有高中、初中学生四百余人,教职员37人。此外,学校还有附设小学、幼儿园、婴儿园各一所[5]。弘道校园内很快弦歌不辍,书声朗朗,生机勃勃。社会各界、弘道师生都称赞周觉昧对弘道有“再造之劳”。

学校特色

周觉昧校长

弘道女中是个教会女校,除文化课外还有着她独特的特点:首先是宗教气氛浓厚。宗教课是课程设施最为主要的一部分。读经讲道,早祷晚祷,唱诗祷告等,不一而足。甚至餐厅里贴着感恩祷告文,内容是“感谢天父赐我饮食……阿门”一类的语句,就餐前,师生齐集在餐厅由指定教师领读,仪毕才能动筷进食。后来渐渐废去这一仪式,改为个人默祷,闭着眼睛默默感恩祝颂上帝耶稣的赐食。  “安息日督礼仪,稽道宗,尤不可宽假”(“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P45),弘道女中一直这样执行,要求师生在星期天都做礼拜,特别对住校师生如不去做礼拜则一律到教室集中“自修”,留校教师点名“值班”,不能外出,甚至连整理内务也不能进行。平时,常有老教友来规劝学生信教,并赠送“圣经”。每学期能发展多少教徒,是有关宗教团体对教会学校校长评绩的根据。弘道女中另一特点是教会委派一部分外籍教师到弘道女中任课。1946年(民国35年)前后,共有5位,她们都是独身女教师,有的是神学院研究生,有的是“中国通”,在求学时代就是学习中文的大学生,她们发音正确,语调流利自然,对学生日常会话抓得很紧,高中英语课教师全用英语讲课、对话,所以弘道女中英语这门课目质量比较高。学生毕业后如能进一步深造,进入外语系学习的人不少,以后就业在邮电、航空等单位的占有一定的比例。

再一个特点是弘道女中还设家政课,传授西方资产阶级家庭日常烹调、饮食和服装裁剪、礼仪、钢琴等,为学生毕业后理家、交际、做合格主妇创造条件。

弘道女中学生积极进取,富有爱国心,正义感强,曾团结一致,冲破校方无理阻挠,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于子三运动”。解放前夕,团结师生组织“应变会”(又称安全委员会)努力护校,迎接解放。这里特别要提的是当时担任中共杭州工作委员会书记的陈向明同志(女)从1948年1月受上海党组织的委托来杭后,就是以弘道女中历史教师的职业为掩护,身穿蓝旗袍,外套红毛线衣,挂着“十字架”,表面看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实际上是我地下党领导人,她在弘道女中领导杭州市的学生运动,指挥“于子三”运动的健康发展。

解放后,根据教育部指示,在杭州市各中等学校进行调整时,弘道女中奉命自1949年下半年起撤消,高中部并入惠兴女中,初中部并入杭女中。

弘道女中历任校长有李维义(美)、惠而生(美)、裴德生(美)、倪雪梅、周觉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