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交通通信发展和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我国区域一体化程度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由于中国各级行政区域之间仍然壁垒高筑，各自为政，在此情形下，企业往往倾向于分散在各级小区域内摘自我发展。这严重抑制了人口和产业的集聚，不利于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

21世纪是城市的时代，是逐步走向城市网络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由于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部分产业或服务不再与其所在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保持密切的联系，或不再以其所在地的“供养”人口服务为主业，其服务辐射范围也远远超过了当地居民。它立足于某地，却服务于全球或大区域，植根于小城市却服务于大城市。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这类空间组织形式越来越发展，并在其所在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深远的作用。

第一，中国的增长模式是出口导向型的，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一直在上升。2000年至2006年间，中国GDP每增加1美元，出口就增加51美分，这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过于依赖全球贸易环境。而未来几年西方国家经济增长将会放缓，或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全球贸易环境可能恶化。

第二，中国人口结构正变得不那么有利于经济增长。五年内，中国人口抚养比会达到最低值；之后，人口变化趋势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未来20年内，中国老龄人口比例将达到1995年日本的水平，而正是在那时，日本失去了增长的动力。人口变化趋势也使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越发紧迫，中国必须在20年内实现工业化，否则将陷入低收入水平陷阱中。

第三，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被严重破坏，进一步破坏将引发巨大的经济成本。比如，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可能已经两倍于可持续发展所限定的水平。如果空气质量继续恶化，将出现严重的城市健康危机。水污染的情况与空气污染类似。为了解决这类问题，所有工厂必须安装相应的处理设备，这会增加生产成本，并减缓经济增长步伐。

第四，中国压低生产要素价格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由于政府拥有所有关键生产要素，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推动经济增长，这些要素的价格就被压低。但没有合适的定价，这些资源将被滥用，无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为了让资源消耗回到可持续路径上，中国可能需要把水、煤炭等自然资源的价格提高一倍到两倍。当然，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降低。

现状

随着珠三角一体化的提速，一个人口超过3000万、地区生产总值近2.5万亿的“超级城市体”正在珠三角渐露雏形。

广州、佛山车辆年票实现互通，一年可为两地车主节省4亿多元，年票互通下一步将推广到珠三角9个城市；今年底前广佛两地出租车将实现联运，公交覆盖面进一步扩大；珠三角8市已实现公积金异地贷款……从基础设施对接，到产业对接，到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的对接——目前，珠江三角洲9个城市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

由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和肇庆9个城市组成的珠三角区域于1994年首次正式提出。该区域面积为24437平方公里，占广东国土面积的14%。而该区域2008年的GDP占广东经济总量的84%。

“珠三角经济地理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广州、佛山、深圳、东莞‘紧密型城市体’已经初步成型。”日前在广州举行的“珠三角地理经济结构变化研讨发布会”上，珠三角经济地理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多年累积的高速工业化、城市化正在推动该区域进入“超级城市体”时代。

除了珠三角以外，长江三角洲地区、直辖市重庆、河南郑州等均有拟建超级城市体的理论构想。

在中部崛起战略中，为缩短中部地区增长极形成的时间并扩大增长极的正效应，郑州市最有实力、潜力、活力成为中部崛起中的强势增长极，所以应加速把郑州培育成我国中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超级中心（龙头）城市。

理论依据

（1）增长极理论。

二十世纪50年代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提出了“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的增长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一般是某些交通发达、资源密集、经济占有优势地位的中心城市，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子极”把“增长极”的经济要素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增长极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增长的三种效应上：一是支配效应；二是乘数效应；三是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或称溢出效应）。

根据佩鲁的理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任何区域经济的发展都会自然地产生增长极即中心城市，例如我国沿海地区有“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区，其最大的增长极和龙头分别为香港、上海、北京。

（2）戈特曼的“大都市带”理论以及“都市圈和城市群”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