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老七贤

清末民初，成都汇集了大批文人学士。他们中的不少人受到主持川政者的礼遇，其中的佼佼者被尊称为“五老七贤”。

大体上说来，主要人物有赵熙、颜楷、骆成骧、方旭、宋育仁、庞石帚、徐子休、林山腴、邵从恩、刘咸荥、尹昌龄、曾鉴、吴之英、卢子鹤、文龙等等。

赵熙《香宋词》

五老七贤中尤以赵熙的威望成就最大，赵熙为前清翰林，以为民请愿，弹劾权亲权贵有“铁面御史”之称，且以诗、词、书、画、戏五绝名誉海内，尤以诗词书法成就最高，有《香宋词》流传，当时称为“清末第一词人”，其书法赞为“荣县赵字”，蜀传统有“家有赵翁书，斯人才不俗”之谚，为世人所敬重。某年军阀部队在荣县打仗，当时赵熙住在东门，双方军官以赵熙德高望重，未开战之前先定下“君子协定”，不在东门开火，以免使老先生受惊吓。川中人感其事，把荣县城东称为“郑公乡”。林思进擅诗，诗与赵熙齐名，有《清寂堂诗》流传，当时诗界并称“林、赵”。

“五老七贤”多为通儒博学之士，可称为清末民初蜀中儒学的代表人物。当时有“蜀地文风盛汉时”的赞语，这一学术现象就与“五老七贤”的承传有极密切的关系。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主流，又是涵摄百家、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体系。“五老七贤”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近现代历史的急剧变革时期，新旧文化的冲突非常激烈。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出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部分人也具有变法维新以来的新思想，但有些又是顽固的封建文化卫道士。

“五老七贤”著述宏富，如宋育仁的《问琴阁丛书》，赵熙的《香宋诗词集》、总纂《荣县志》，徐炯的《霁园丛书》，刘咸荥的《静娱楼诗文存》，衷冀保的《日本国史》，曾鉴、林思进编纂的《华阳县志》，都是有一定文化学术价值的著述和重要的乡邦文献。

“五老七贤”除文翰诗墨名扬学林艺坛，又互以名节相砥砺，他们敢于仗义执言，针砭时弊。赵熙在清末就是有名的“铁面御史”。诸公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处于官民之间，沟通政令舆情，既为官方尊重和忌惮，又为民众敬仰，深孚人望，为时所重。

详情

1924年，军阀杨森踞成都，北洋政府任命他“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杨森次年在成都推行“市政建设”，强令拆民房扩建马路。民房要市民自拆自建，不予补偿，以致民众流离失所，怨声载道。以徐炯为首的“五老七贤”联袂至督署交涉、抗议，为民请命。此事弄得杨森甚为难堪，又不好发作。事后恼羞成怒，蛮横扬言：“我才不信你‘五老七贤’的脑壳是铜打铁铸，我就要试试看砍得落砍不落?”“五老七贤”们为社会主持公道，亦为地方恶势力不满，他们背地咒骂“五老七贤”是“五个烧火佬，七个讨人嫌”，足见一代学人不只是谦谦儒士。

重民生 沟通政令舆情

“五老七贤”除文翰诗墨名扬学林艺坛，又互以名节相砥砺，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处于官民之间，沟通政令舆情，深孚人望，为时所重。

民国前期四川军阀割据，战乱频频，成都尤其是征战之地，“五老七贤”常居间斡旋、调解，客观上为市民减少了战祸之苦。著名民主革命家黄炎培当年就有蜀游诗赞道：“劫后民劳未息肩，每闻政论出耆年。蜀人敬老尊贤意，五老当头配七贤。”

1919年，川军和滇军发生矛盾，在熊克武的邀请下，“五老七贤”联名发出快邮代电，呼吁双方克制退让。1922年，川军一、二两军联合排挤督军刘存厚，兵临成都城下。刘已做好逃跑准备，但碍于面子，仍作出坚决巷战的模样。“五老七贤”认为成都即将遭受浩劫，便齐集北较场督署，要求刘存厚以全城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不要进行巷战。经过三天的奔走，刘督军“顺坡下驴”，带着他的督军印信离开成都而去。“五老七贤”的威望达到高峰，成了成都的风头人物。他们经常坐着省、督两署给他们特备的大轿，在公私宴会、红白喜事席上，总是位居首座，受人尊敬。

不过，“五老七贤”也有大失脸面的时候。1924年，军阀杨森踞成都，搞城市建设，要修马路、拆棚子、退街房、毁少城城墙。以徐炯为首的“五老七贤”尚存者联袂至督署交涉、抗议。杨森甚蛮横扬言：“我才不信你‘五老七贤’的脑壳是铜打铁铸，我就要试试看砍得落砍不落？”碰过这个钉子后，“五老七贤”在成都的活动就销声匿迹了。

到了1935年，当时在四川执政的刘湘使人提出“川人治川”的口号以抵制蒋的势力。“五老七贤”中的遗老、戴季陶的老师徐子休，以他个人的名义，印发一个题为《异哉所谓川人治川也》的传单，反对“川人治川”。这可算是“五老七贤”在四川政治舞台上的最后一次表演。

“五老七贤”不止12人

“五老七贤”有巴蜀重文化的特点，他们中前清状元、进士、举人占绝大多数。大体说来，比较公认的“五老七贤”有这样一些人士：

方旭字鹤斋 安徽桐城 前清翰林、四川提学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