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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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又称《麟经》（《麟史》），是鲁国的编年史，经过了孔子的修订。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一书的史料价值很高，但不完备，是儒家经典之一。

在中国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觐王室的时节。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书的统称。而鲁国史书的正式名称就是《春秋》。

《春秋》中的文字非常简练，事件的记载很简略，而且言辞隐晦，给后人学习带来很多的不便。为了更好地表现《春秋》的“微言大义”，很多学者为其注文。流传至今的只有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公羊高的《春秋公羊传》、谷梁喜的《春秋谷梁传》，被称为“《春秋》三传”。公羊传和谷梁传讲“微言大义”，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有人认为有些内容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左传以史实为主，补充了《春秋》中没有记录的大事，一些纪录和《春秋》有出入，有人认为左传的史料价值大于公羊传和谷梁传。

《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据说为孔子所作。“春秋”一词，本是东周列国史官所撰编年史的通称。

传说孔子写《春秋》的目的就是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惩恶扬善，拨乱反正。为达到这个目的，孔子在写作时非常讲究遣词造句，这就是后人说的微言大义，以一字寓褒贬。所以古人特别重视《春秋》。汉代为《春秋》立官学，列为“五经”之一。

阐述《春秋》经最著名的有《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至隋代，盛行《左传》，其馀二传渐衰。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到西汉班固时才改称《春秋左氏传》。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全书六十卷，以《春秋》为纲，并仿照春秋体例，按照鲁国君主的次序，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悼公十四年间春秋霸主递嬗的历史，保存了许多当时社会文化、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珍贵史料，在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后代史家梁启超推崇《左传》的出现是“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

《春秋公羊传》乃儒家经典之一，旧题公羊寿撰。重在阐发《春秋》经中之微言大义，而略于叙事，可谓训释之传。汉儒总结其有“三科九旨”之说，谓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公羊传》训释《春秋》，颇多牵强附会之处，当代学者杨伯峻甚至称它“不是空话，便是怪话”。不过由于《公羊传》中所表述的“大同一统”思想，迎合了封建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故公羊学屡兴不绝。

《春秋穀梁传》也是儒家经典之一，旧题穀梁赤撰，现代学者一般认为《穀梁传》比《公羊传》晚出，属今文经学，其宗旨亦在阐发《春秋》经中之微言大义，只有少量叙事，间或有长篇对话。可能由于师传不同，《穀梁传》所释之大义与《公羊传》略有出入，但在曲解经文为己所用上，二者倒是不谋而合。

相关渊源

《春秋》是中国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据《汉书·艺文志》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孔子作《春秋》时，与左丘明参观鲁国的史记，据行事，论人道，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明聘以正礼乐，其中有所褒讳贬损，不可写明，乃口授弟子。而弟子们后来所言互异。左丘明惟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实，故讨论本事而作传，证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至于公谷二传，则是口传要义，传了几代以后，始写成文字。《公羊传》是齐国的公羊高受传于子夏，再传其子，子孙口耳相传，到汉景帝时，由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与齐人胡母生合写成书，《谷梁传》至何时何人始着为书，史记不详，据《汉志》注，只知始承传者是鲁国的谷梁子。颜师古注，谷梁子名喜，桓谭《新论》以为名赤，王充《论衡》以为名置，阮孝绪《七录》以为名俶。四名何者为是，难以考证。

内容简介

左传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止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3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它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工于记事，长于记人。内容多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

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

《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史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单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内容丰富，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