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据史书记载“三武一宗”这四次灭佛的主要原因，各帝王动机不一，情况各不相同，但如出一辙。无非是政治原因；思想文化领域的冲突；僧团道风方面的缺陷；僧俗之间的经济利益的矛盾方面等问题。宋代宗颐禅师为此做过检讨：“天生三武祸吾宗，释子回家塔寺空，应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检守真风。”古德云：“要想佛法兴，只有僧赞僧。”又《百丈清规》云：“道场以无事为兴旺”；佛陀曾经说过，我佛法非外道天魔能破，而僧人不守戒律，破坏僧团，不守清规，如“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

东晋名僧道安大师说：“不依国主，法事难立”；太虚大师提倡的“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的人生佛教理念……也都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提出的，四次废佛以后，在中国还保留着兴旺的佛教宗派——禅宗。禅宗历史上著名的百丈怀海禅师，制定了一套《百丈清规》。除僧人立守戒律外，还提倡“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理念，这和当时社会背景相契应，故禅宗在灭佛中影响不大。也是契合当时社会因缘的。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而面对新时代的社会背景下，佛教如何与社会相适应，共建和谐呢？如何做到道场兴旺，海众安和呢？如何发挥佛教在新形势下的积极作用呢？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是决定万物之本，只有固本求原，万物才能滋长，海众方能受福。所谓固本即是僧伽队伍的素质建设，是否符合适应当今社会的需要和要求，有没有起到引领社会、人心、和谐、净化的作用！寺院本是选佛场，是否有发挥其应有功能和作用，还是作为一种“文物”或“神庙”来供奉？尤其从四次灭佛中看出经济是灭佛的共因，当今社会经济繁荣，寺院香火、弘法亦“水涨船高”。但规范、如法、利用、管理好……，为社会和谐、佛教发展，不得不“三省”吾身。终归究底，保持佛教僧团的清净庄严是关键，发挥佛教社会价值是维护佛教兴盛的根本。

在前两“武”之法难中，确实与儒学有涉，但这种关涉主要表现为政治，而不是宗教。魏太武帝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鉴于当时汉人即将鲜卑族视为“胡”或“戎”，而他欲一统天下，成为统治以具有高度文化传统为主的汉族组成的整个中国的皇帝，所以要推崇儒学和道教来标榜自己。他称佛教为“胡神”、“胡经”，以明自己非“胡”。其灭佛诏令中说由于“鬼道炽盛”，致使“政教不行，礼义大坏”；“王法废而不行”，而他自己“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俨然是一个汉族之王道正统的形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推尊儒学，并没有把儒学视为宗教，反而认为儒学必与鬼神和迷信相对立。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的诏令中说：“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孳。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魏书·世祖纪》，同书《释老志》载为太平真君七年、即公元446年。）这里，“方伎”乃神仙道教之源；而“谶记、阴阳、图纬”不唯道教所有，也在两汉以来的儒学中兴风作浪。太武帝的灭佛不仅针对佛教，也把混进儒学的“妖邪”和其他蛊惑人心的“师巫”一并扫除，客观上起到使儒学纯正化的作用。

北周武帝的排佛与魏太武帝的灭佛有相似之处。从历史看，周武帝也表示自己不在五胡之列，故无心敬佛。为了表现与汉文化的认同，他不但崇儒，本来也是偏袒道教的。但在建德三年（574）五月他所召集的佛道辩论会上，经道安、甄蛮、智炫等人的揭发，使周武帝认识到道教的教义虚妄和迷信方术，所以连道教一并罢黜？但他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没有杀人；对高僧量才任用，委以官职；鼓励继续探讨佛、道的哲理，这些皆表明对汉文化和儒学认识的深刻。北周武帝灭佛，同时也灭了道。这也是和当时北周武帝后来推行的一系列的改革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北魏末年，社会动荡。公元 515 年爆发过冀州沙门法庆聚众造反之事，其众多达 5 万以上，法庆自称“大乘”，鼓吹“新佛出世”，所至即毁寺、杀僧、焚经、烧像，故此对当时的僧俗地主统治阶级形成了极大的威胁。北魏镇压了“大乘起义”后不久，在公元523年，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六镇起义”，接着各处纷纷出现反魏起事，群雄并出。当时北方地区的僧、道阶层过于庞大。根据《魏书》称，正光（公元520－525年）以后，不少原属国家的编户民众，为避苛役重赋，相继投入空门；此外，其时社会政治动乱的加剧，亦令普通百姓寻求相对安全的宗教实体之庇护。以致全国的佛寺竟有3万之多，僧、尼数目则有200万之巨，这在当时北中国的人口比例上，达到了极高的程度，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6分之1。士这促使封建国家政权采取极端手段，以扩大经济来源来充实国力。

唐武宗灭佛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在其次道、佛之争但与儒家无关。

而五代周世宗灭佛则主要是经济原因促成的。周世宗即位后，继承后周建立者郭威的改革政策，在劫后余灰、民生凋弊的情况下，欲一统天下，采取了均定赋税，发展生产等措施增加财政收入。是时中国乏钱，他想到毁铜像铸钱的方法。周世宗谈到其灭佛的理由时说：“吾闻佛说以身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有所惜哉。”既然佛可以舍身救人急难，为什么不舍铜像救天下呢？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强词夺理，但可以看出其主要原因在经济，而不是其他。事实上，周世宗也未敕禁绝佛教。佛教在五代的衰败，实为战乱所致。

魏太武帝

背景

北魏太武帝

北魏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那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魏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四三八）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在宰相崔浩的劝谏下，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崔浩出身于著名世族，博览经史，善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历仕魏道武帝、魏明元帝、魏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经常参与军政机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结识寇谦之之后，信奉道教，受其法术。寇谦之早年就热衷仙道，修持汉末张陵、张衡、张鲁创立传承的五斗米道，随方士入华山、嵩山学道修炼，自诩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师之位及《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在明元帝末年，寇谦之从嵩山入平城，结交崔浩，常通宵达旦听崔浩谈论古代治乱史，为之叹美。后来，寇谦之把儒家学说和佛教经律论及斋戒祭祀仪式吸收到道教中来，重新改造五斗米道，以期使后魏帝王容易接纳。

魏太武帝始光初年，寇谦之献上道书，但当时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于是上书劝谏太武帝，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并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太武帝又在平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自称太平真君，并亲受符箓，兴建静轮天宫，奉祀太平真君，改年号为太平真君，从此笃信道教。

寇谦之的新天师道得到太武帝崇奉之后，自然影响到佛教的发展，但当时太武帝对佛教并无恶意。后来，太武帝发现僧尼不守清规，干些伤风败俗的事，遭到太武帝的怨恨，才下令禁僧俗来往。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发现长安佛寺僧人与起兵反魏的胡人盖吴有关，下令诛杀长安沙门。第二年，下诏各州杀僧人，毁佛像，禁民信佛。一时，北魏佛教受到摧毁性打击而衰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的“太武灭佛”。

然而，寇谦之对太武帝灭佛活动，不太热心，甚至反对。他认为道教已处于国教地位，佛教已无力相争，没必要排佛；道佛互相融合，可以共处，根本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而且老子化胡，释迦牟尼是老子的化身，三教在周朝才开始分家立派，毕竟还是一家。他更认识到以太子晃为首的鲜卑贵族崇佛抑道；排佛过于激烈，势必影响政局不稳，不利道教。所以，对于执意灭佛的崔浩，多次争辩利害得失，崔浩不听。崔浩想施展用儒家思想来治国，削弱贵族势力。1

时间

魏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陕西黄陵）起义，有众十余万人。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崔浩趁机劝魏太武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