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少年时期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生于德国莱茵河畔 路德维希港城（Ludwigshafen）的一个犹太家庭，其父为 巴伐利亚 铁路局的职员。路德维希港城是一个新兴的 工业城市，空气污浊，充斥着大量的 无产阶级，在这里，布洛赫看到了资本主义最丑恶的一面。隔河相望的 曼海姆市（Mannheim），历史悠久、文化繁荣，这里的 古建筑群、剧院、音乐厅和图书馆象磁石一样吸引着他，在城堡图书馆，布洛赫发现了 德国古典哲学的宝藏。一桥之隔，有天壤之别，不幸生长在桥这一端的布洛赫，并没有受狭隘环境的局限，缺乏文化气氛的路德维希港城，反而使他对精神世界格外向往和偏爱，他和小伙伴们一道，用儿童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赋予路德维希港城以神秘的、精神性的外貌。从小，内心世界异常丰富的布洛赫就爱幻想，对于神秘的未来和广阔的未知世界充满了 冒险家般的激情，这些富于青春气息的激情与梦幻为他一生的哲学思辨定下了基调。

无神论者

虽然他从小受到过一些宗教训练，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的家庭有文化氛围，布洛赫的少年早慧只能用“天才”两个字来形容。13岁那年，他成了 无神论者，并在一部名为《根据无神论看待世界万物》（Das Weltall im Lichte des Atheismus）的手稿中提出了他对于生活意义的看法：不存在非物质性的本质，物质是 万物之母，世界是一架机器。但是，这种对幻象的拒斥很快就被对神秘之物的追寻取而代之，象那个时代的许多德国青年一样，布洛赫厌恶 工业文明带来的 虚无主义、 市侩哲学和 唯物主义，受到当时流行的反 理性主义倾向的影响，他在早期的另一部手稿中呼唤“感性”（sensuousness）的复兴。1902-1903年，他的兴趣主要放在哲学、音乐、心理学和 物理学上，并已经与李普斯（Theodor Lipps）、 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 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 马赫（Ernst Mach）这样一些学界泰斗有通信往来。此外，他已然深深沉浸在黑格尔和卡尔·梅（Karl May，德国 探险小说作家）的著作中，这两个人物对他一生的思想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7岁那年，他又写了一部手稿：《论力及其本质》（ü ber die Kraft und ihr Wesen），后来，布洛赫在晚年的成熟著作中还引用过手稿中的两句话作为题头：“世界的本质是充满着喜悦的精神，是强烈地要求创生成形的冲动；‘ 物自体’是客观的想象”，也就是说，这部手稿已经孕含着他后来的一些主题思想。在如此年轻的时期，布洛赫就已经开始探寻和表达新哲学之轮廓，其思想之早熟和创造力之充沛，令人叹为观止；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学者不过是在概括、总结、传播和复制，他们所依赖的正是象布洛赫这类能绽放出灿烂的精神之花的开创性人物。

学习时期

1905年（20岁），布洛赫进入 慕尼黑大学，师从 移情心理学的代表人物李普斯。通过李普斯，布洛赫接触到新浪漫主义的 现象学和建立在自我省察基础上的心理学，还与现象学大师 胡塞尔（Husserl）和 舍勒（Scheler）有过联系。1907年，布洛赫去 乌兹堡大学（Würzburg）学习哲学、物理学和音乐，在那里，他跟着当时在 实验心理学和认识论领域最有权威的学者 屈尔佩（Oswald Külpe）干了六个学期，深受其 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响。在乌兹堡，经一个拥护犹太复国的朋友介绍，布洛赫对 卡巴拉（Cabbala）和犹太 神秘主义产生了兴趣，后来他指出，神秘主义中包含着浓厚的乌托邦精神。

开始创作

22岁那年，布洛赫完成了一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手稿：《论“尚未”范畴》（über die Kategorie Noch-Nicht），独具一格的新哲学诞生了！新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尚未”，“尚未”是主客观世界发展变化的枢机，就主观意识而言，“尚未意识”是一种向未来可能性开放的期盼意识[在中文里，“未来”一词本就意味着“尚未”]，它是乌托邦意识的心理基础。22岁那年，布洛赫的乌托邦理论找到了出发点和坚实的基础。

主要是为了追求一个女生以及放荡不羁的波西米亚生活方式，布洛赫于1908年转学到柏林，跟从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西美尔（Georg Simmel）学习。布洛赫对西美尔的形式主义以及缺乏系统性不太满意，但西美尔对不可见的直接性（“生活的瞬间”）的强调、关于灵魂的一般解释学的计划以及有关“或许”的学说，多多少少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布洛赫虽然对老师的批评哲学持批评态度，但西美尔广博的兴趣以及哲学要与真实生活相结合的想法，倒是与他不谋而合。在柏林，布洛赫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卢卡奇成为好朋友，他们隔三差五地在一块热烈讨论，两人都很左倾，[布洛赫从少年时代起就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培培尔和罗莎·卢森堡的书]都对德国古典哲学有浓厚兴趣，都受到过新康德主义、生命哲学等等的影响。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的核心概念“无产阶级意识”、“总体性”中，可以看出布洛赫思想对他的影响，但这两个人显然错误地估计了对方，后来卢卡奇走上了理性主义的道路，做了很讲究实际的半官方哲学家（尽管官方对他并不很满意），布洛赫却从很早起就对非理性的幻想和体验更感兴趣，后来在1930年代的表现主义论争中，他们的这一分歧充分暴露出来。就哲学和艺术而言，卢卡奇显然是一个没有多少才分和才情的人，他自始自终都没有超过黑格尔和马克思，现代哲学对他几乎就没有起任何的影响（虽说他写过长篇大论的文章对之进行批判），他的著作枯燥、平板，没有什么突出的、吸引人的观点。布洛赫则不同，他很有天才，思想敏锐，富于现代性，虽然也继承古典哲学的传统，但绝对不会重蹈覆辙，再走前辈的老路，他是一个有自己独创性思想的人，对于文化遗产，他总是从自己独特的哲学视角出发重新进行阐释，信手拈来，却又绝非炒现饭。布洛赫的书象迷宫、象色彩斑斓的多棱镜、象多声部的大合唱，充满了神秘、充满了魅力。阿多诺曾说，哲学有两种功能，一种是说理，另一种是表现。很少有哲学家做到第二点，布洛赫却做到了，他的哲学和表现主义是同调的。

思想变化

1911年，布洛赫移居加尔米西（Garmisch），沉浸在自己的哲学研究之中。为了与朋友卢卡奇讨论问题，布洛赫往返于加尔米西和海德堡之间。在海德堡，布洛赫加入了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小圈子，韦伯的夫人评价这个年轻人说：“最近新来了一位犹太哲学家──一个留着长长额发的男孩，一副自命不凡的模样，他显然把自己看成是宣讲新弥赛亚福音的先知，并希望别人也把他看成这样”，韦伯也有类似看法，对他的神秘思想敬而远之。1913年，布洛赫与雕塑家艾莎·凡·斯特里茨基（Elsa

von Stritzky）结婚，她诺斯替式的（gnostic）基督教神秘主义大大感染了他。

一战爆发后，布洛赫因为身体不合格免于服役，他对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和德国人狂热的民族情绪十分反感，遂于1917年离开德国，到瑞士参加反德活动。在瑞士，他与小他七岁的本雅明（1892-1940年）相遇，两位奇才惺惺相惜；那时，布洛赫已是一位沉浸于马克思著作中的社会主义者。在瑞士，布洛赫还遇到了宗教无政府主义者雨果·波（Huge Ball），波的著作提到闵采尔、魏特林等人，后来布洛赫不仅专门写过闵采尔，还用革命和乌托邦的视角来重新阐释宗教与神秘主义。在这段“狂飙”时期，布洛赫身边尽是一些充满末世论情怀的画家、诗人和边缘知识分子，他积极参与他们的活动，并以表现主义风格写了一本书：《乌托邦精神》（Geist der Utopie）。这本书写于瑞士，1918年发表于慕尼黑，布洛赫将它题献给他深爱的妻子艾莎。这一散文风格的书混合了弥赛亚主义、社会主义和改造过的黑格尔主义，是布洛赫前期的代表作。1919年，布洛赫返回柏林，后又到慕尼黑。他写作了一部关于哲学逻辑的手稿，可惜后来在纳粹期间遗失。1921年，他发表了《革命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 als Theology der Revolution）一书，一半是从共产主义出发，一半是从千年王国主义出发，布洛赫对闵采尔的神学做了精彩的研究。这部书可以说是《乌托邦精神》一书的尾声。

婚姻波折

1921年，布洛赫的第一个妻子艾莎不幸病逝，这造成了难以愈和的创伤。第二次婚姻（1922年）只维持了一年，整个20年代布洛赫都在四处漂泊，1928年左右布洛赫与来自波兰的一位年轻的建筑系女生 卡罗拉（Karola Piotrkowska）邂逅并相恋，这一恋爱于1934年开花结果。他们的 婚姻生活很美满，两人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卡罗拉在自传《源自我的生活》（Aus meinem Leben）中曾描述过他们的幸福生活。

四处旅游

在20年代的漫游时期，布洛赫去过意大利、法国，还到过突尼斯，在那里接触到伊斯兰教，获得了许多有益的 感性认识。德国他主要去的地方是柏林，在那里与后来成为 法兰克福学派头面人物的 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年）相遇。阿多诺比布洛赫年轻18岁，读完《乌托邦精神》后登门拜访作者，由此结下友谊。阿多诺敬佩布洛赫，布洛赫则在维也纳的先锋杂志上撰稿称誉阿多诺的音乐观。相比之下，布洛赫与本雅明的关系更亲密。和布洛赫一样，本雅明也对 神秘主义传统（尤其是“ 卡巴拉”）着迷，并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重新思考宗教、乌托邦和末世论，而且在戏剧观上受到布洛赫的影响；布洛赫则得益于本雅明对细节的敏感，他发现，这一点在 卢卡奇身上是缺乏的。1924年他俩一起去度假，与卢卡奇讨论文学上的一些问题，经过这次讨论，布洛赫清晰地意识到，本雅明比卢卡奇更能理解幻想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1926年，他俩住在巴黎的同一 家旅馆，进行着无休无止的热烈讨论，虽然两人的气质不一样，但这些争论和谈话对双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本雅明将布洛赫视为能与 卡夫卡和布莱希特比肩的、将德语散文推向完美境地的作家，并为《乌托邦精神》写了评论，布洛赫则为本雅明的《单行街道》写下了极富洞察力的书评。自1919年相识，他们的友谊持续了20年。和本雅明一样，布洛赫也与布莱希特交厚，早在1921年，布洛赫就与布莱希特相识，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布莱希特的逝世。在30年代的 表现主义之争中，布洛赫站在布莱希特一边，支持 现代派艺术，批评卢卡奇“把十九世纪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结束干脆视为其艺术没落的开始”。在柏林，布洛赫还与“ 达达派”和其他的艺术圈子有密切往来。在马克思主义者中，为 现代主义和先锋艺术做辩护的人，要首推布洛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