盆地意识
起源
盆地意识的起源，应该说祸起“天府之国”——因“水旱从人”而“不知饥馑”。在农业经济时代，这 成都平原 是天然的幸福，不值得更没有必要去指责。有饭吃有衣穿有屋子遮风挡雨，这不就是所谓的农业大同社会么？在科学技术还不发达和当时社会经济环境的双重低要求下，盆地之内就是天府，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费心劳神去创造另一个天府了。所以，自居盆地，感觉盆地为大，理所当然。于是从意识到行动，盆地意识植入我们的骨髓，也成为必然。
性格的影响
在许多人看来，四川多奇山异水，同样，四川人则多奇异人士，这也和四川盆地的封闭性和自成一体有关系。 巴蜀文化
国学大师 程千帆曾述及这种现象：“四川这个地方，一方面是外面的人根本不晓得四川的 学者有多大能耐，另一方面，四川的 学者还很看不起外面这些人。他看不起自有他值得骄傲的地方”，“四川要么不出人，要出一个人就很奇特”。
条件富庶的川人的“懦弱症”
四川盆地意识的强弱有时间上的差别，也一直有地域上的差异。相比之下，盆地意识深厚的并不是四川的落后地区，而是发达的 成都平原地区。
四川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确实养了一些懒散之人，这一点在 成都平原地区显得尤为突出。《隋书》中称“溺于逸乐”，正是“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的原因，这自然是指条件较好的 成都平原地区。《宋史》认为蜀人“怀土罕趋仕进”，与《隋书》的记载异曲同工。这样的文化氛围与古代安土重迁意识相合，加上古代四川地理环境的相对闭塞又更加促使了这种安土重迁意识的加深。
历史时期四川地区各小区内经济文化发展差别是十分大的， 成都平原以外的地区“土旷人稀”，物质基础较差，民性自然不可能有因沉溺于游乐而不思进取，可能多是受地理环境封闭的影响，主观上倒很难说成是有不愿外出的意识存在。 蜀
《隋书·地理志》称四川成都人“士多自闲”，这可能在事实上造成了蜀人喜治学而不求仕进的风尚，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蜀人在外的影响，故范镇《东斋纪事》认为这种现象是在张咏以后才有所改观的。
四川人如果有点盆地意识，可能还与自古以来成都人“懦弱”而难以走出外面竞争有关。在历史上许多史籍都记载“蜀人懦弱”、“蜀兵怯懦”，主要是指 成都平原上的那些“衣食不期而至”的悠闲者，四川其它地区的民性还是十分刚悍的，不然晋代不会有“巴（即 巴国，现 重庆）有将”的记载，也不会有 宋代川南“义军”的威名，后来也不可能有川军出川抗战的业绩了。
由此看来，历史上四川人有盆地意识存在，但其深厚只是在一定的时期内，而且也主要是指 成都平原的“蜀人”而已。不然，笼统言四川人有盆地意识，怎能解释近代四川人在中国叱咤风云的历史？可能也难以解释现在十万“川军”民工在外打工的现象。
不过四川、 重庆人对传统的家乡文化的依恋仍是十分强烈的，许多“少小离家老大还”的长者仍是乡音未改，对麻辣的喜好也使许多人食俗不改，也影响到外地人，这正是川菜风行全国的基础。今天四川、 重庆人已经大量走出去了，但却以出卖劳力为主，省内城市“ 棒棒”、“扁担”、“背篼”流行，省外“川军”成了出卖体力民工的代称。古代四川人在一些时期有乐于诗书而不求仕进的传统，青山绿水，衣食易求，美人美食美酒美茶，咏诗作画，好文刺讥，悠闲安逸，确实使历史上一批四川文化人乐此不疲。今天，我们有 魏明伦有 棒棒军有 李伯清等等，在全国不乏影响，但四川的文化还不应仅仅如此，我们还应有更多的融入全国主流文化的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
产生背景
由于为封闭性盆地地理的原因，四川的自我整体意识比一般其他地方强。民国时期，“川人治川”在四川有很强的号召力。近代历史上四川曾是 保路运动、自治运动、独立运动踊跃的地区。自 秦朝起中国基本上一直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制度，为防止官僚腐败因此采用官员任用 籍贯回避制度，在政府层面并不实行自治。而在民间，和传统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民国以前实行乡绅自治。
巴文化
1997年， 重庆以及川东南 万州、 涪陵、 黔江四地被中央政府以 西部大开发及 三峡工程的名义从四川分离出去。 巴文化的地位才得以重新被重视，是为现在的巴渝文化。 重庆始终是 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都亦始终是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说 重庆、四川各地仍有地方差异，但经过 三国时期以来长久的历史和史上的数次移民潮，巴蜀在一定程度上有些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