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一直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1923年，他先后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革命和社会各阶级的看法。1

但是，陈独秀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地位的认识表现了很大的动摇。认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而且随着产业的发展会不断增强。他认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应先由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后来被称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根源。五卅运动后，随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斗争的发展，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新的分化，以蒋介石为首领的新右派势力抬头。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蒋介石已经公开实行反共的步骤，而陈独秀却一味妥协退让，不敢进行坚决的斗争，害怕会导致国共关系的破裂。1

1926年7月12日至18日，中共在上海召开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对待资产阶级和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会议虽然指出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但对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作用仍估计偏高，强调“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的有力的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不能“敌视他们过早，逼他们为帝国主义利用”。会议虽然提出要防止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但仍片面强调对资产阶级联合，害怕斗争会吓跑资产阶级，“使革命运动流产”。会议把蒋介石列为新右派，但仍幻想争取他向左转，而看不到他已逐渐发展成为与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更危险的主要对手。2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形成群众团体联合掌握政权的形势。共产党员董必武参加了湖北省政府的领导工作，林伯渠、李富春参加了江西省政治委员会。王环心、涂振农、师古隆等共产党员担任九江等县县长职务。但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却严厉批评和制止各地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正确做法，坚持不参加政府的在野党的方针。9月27日，他们给中共湖北区委写信，提出“此后我们的人力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10月7日，他们在复中共湘区区委的信中，强调在国民革命阶段，共产党“必须立脚在野党的地位”，“应该彻头彻尾表示独立的在野党态度”。之后，中共中央又提出要“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做官热的倾向”，限令已担任县长的共产党员立即辞职，否则开除党籍。

在与政权问题紧密联系的军队问题上，陈独秀和中共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忽视掌握军队，也没有尽力在北伐战争中直接掌握武装力量。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决定少派共产党员去黄埔军校学习，凡从事工运、农运的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作前去”军校。当时，中共所从事的军事工作，主要是在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敌军中的兵运工作和群众武装工作。中共中央还要求在国民军联军中担任党代表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军事行政上事”。结果，北伐军的实权，大部仍在旧式的军官手中，特别是在蒋介石的手中。当时，一些国民党人看到蒋介石个人独裁倾向的发展，曾主张迎汪（精卫）倒蒋。蒋介石感到自己的处境一时比较孤立，请求中共中央给予支持，以维持他的总司令地位。陈独秀竟向蒋介石派来的代表作出保证：一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是仍维持蒋介石的军事首领地位；三是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决议案。这显然是表示对蒋介石的完全支持。3

由于陈独秀的妥协退让，使蒋介石有可能逐渐摆脱困境，有计划地加强右翼势力。1926年12月13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民族革命中联合战线问题，主要是关于国民党问题。陈独秀在会上作政治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报告议决案》、《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等文件。会议指出，自国民革命军攻克九江、南昌之后，“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又发生许多新的变化”，中国的民族革命联合战线已发生各种“危险倾向”，其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向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会议虽然也承认国民党的右倾，承认蒋介石言论虽左，实际行动很右，但是对此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办法，反而着重批评共产党内“左”的幼稚病，如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包办民众运动、否认左派存在、误解党的独立等。为此，提出要“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2

陈独秀提出挽救危机的7项策略措施，一方面提出“督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武力和民众结合’的口号”，“继续对外对内在城市在乡村中反封建势力的争斗，在城市在乡村扩大民主主义的宣传运动。扶助国民党左派领袖获得在政府及党的领导地位，以推动国民党的军事政权向左，至少也要不继续更向右”。另方面强调要“改善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纠正同志们关于我们党独立之误解，纠正同志们否认左派存在之错误，一切群众运动尽可能的与左派合作，使左派获得他们的群众（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工农群众实际争斗中勿存幻想（如手工业工人过高要求，工人纠察队执行一部政权，实行耕地农有等），以防止我们过于向左”。认为“如此才能够停止左右倾之距离日远的危险，才能够弄好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才能够巩固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这是目前最重要的策略”。实际上，就是把挽救革命危机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汪精卫和其他国民党军事首领身上，压制正在蓬勃高涨的工农运动的发展。这种政策实质上是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国民党右派的要求，为蒋介石、汪精卫夺取国民党领导权提供了方便。会议的决定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赞同。这次会议标志着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投降主义。

1927年初，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有所察觉，努力加强工人纠察队，力图巩固革命成果。但当时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3月下旬，陈独秀致信中共上海区委，提出“要缓和反蒋”。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会谈后发表联合宣言，只字不提蒋介石的反革命言行，却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不审自何而起”的“谣言”，希望国共两党的同志“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商”，“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这个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共产党员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而放松了警惕。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独秀继续把维护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当作一切问题的中心，不惜做任何让步。陈独秀等坚持北伐讨奉，不敢采取深入土地革命、广泛武装工农的果断措施来挽救革命，而是企图把革命限制在汪精卫等允许的范围内，以此来稳定武汉国民党。当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夏斗寅、许克祥等相继叛变的时候，陈独秀对汪精卫处处迁就退让，跟着他们片面指责工农运动过火，不敢对反动派的进攻进行坚决的斗争。6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说：“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问题，已经引起了无数的过火行为，这种情形，必须纠正。”6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自行解散工人纠察队。7月3日，中共中央开会，通过《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这个决议案仍然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并表示为了减少冲突，共产党的部长可以暂时离开政府；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受国民党的领导；“根据国民党的命令，工农纠察队必须置于国民政府的监督之下”等。这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恶性发展。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只能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宣告失败。这次大革命所以遭到失败，客观上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力量，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主观上则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4

表现

压制工农运动，取消土地革命

自5月以来，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就跟在汪精卫集团后面，一味指责农民运动“幼稚”、“过火”；站在工农群众的对立面，拥护武汉政府推行压制工农运动的反动政策，他们指责说：“农民的幼稚行为，特别在湖南——使军队里发生不安”；“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而夏斗寅、许克祥的叛变“是这种普遍敌意的表现”。当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政府连续发布压制工农运动的反动训令后，鲍罗廷竟催促中共中央及一切工会农会赶快发表宣言，拥护这些反动法令。于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农民部也就唯命是从地连续向党内发出通告，强令各级地方党组织和各地工会、农会服从政府训令，不得违抗。共产党人谭平山，在其就任农政部长之日就明确宣布：“本部职司农政部，实负有领导农民，诱掖农民之责任，对于农民所有一切幼稚举动，应加以纠正，而对于轶出正轨，妨碍大多数农民利益者，更不得不加以制裁。”其口气同汪精卫集团如出一辙。中共中央宣传部竟站在对立的立场上，公开批评共产党：在农民政策中“是采用了过火的、反地主、反小资产阶级、反军官的路线”，应当予以纠正。

对于土地革命，陈独秀等强调土地问题“尚须经过相当宣传时期，并且必须先行解决土地问题之先决问题——乡村政权问题”，要求各级党组织、农协立即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对国际要求立即实行土地革命的指示，鲍罗廷抱怨说：目前叛变接踵而来，共产党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处于“千钧一发”之际，此刻还同武汉政府讨论土地问题是“纯粹的胡闹”！只有等到国民党“左派”东征讨蒋，占领南京后，才有可能讨论土地革命问题。

陈独秀、鲍罗廷推行压制工农运动，取消土地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压抑了革命群众的革命要求和斗争意志，助长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使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湘、鄂、赣等省蒙受反革命腥风血雨的摧残。也使中国共产党因工农运动遭到残酷镇压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困难境地。当汪精卫集团实行“清党”反共，叛变革命时，共产党也就难以动员、组织群众，进行有力的反击。

大搞阶级调和，反对任何斗争策略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不同意共产国际关于改组国民党的指示，认为“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在这种错误认识指导下，陈独秀等完全放弃了无产阶级独立自主原则，同汪精卫集团只讲合作，不讲斗争。

郑州会议后，新老军阀反共叫嚣甚嚣尘上。陈独秀连忙向汪精卫表白：“此时国民党群右（从蒋介石到阎锡山）纷起通电排共，其口实，除将民众对资产阶级及土豪劣绅地主所谓过火的行动归罪于共产党外，不能举出共产党对于国民党阴谋破坏之一二事实”。他甚至重弹4月5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的老调，以赞许的口吻说：“国民政府的领袖在郑州会议已决定了讨蒋政策，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时机，在革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实际上起了为汪精卫集团的反共行为打掩护，麻痹革命人民警惕性的有害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