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国际话语权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话语施行者、话语内容、话语对象、话语平台和话语反馈。

第一，话语施行者(或传播者)可以是主权国家的官方机构，也可以是非官方组织或群体，其所用符号可以是语言的，也可以是非语言的。

第二，话语内容是反映一个主权国家所关注的与自身利益相关或所承担的国际责任义务相关的观点和立场，可以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等方面。但从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来说，话语内容往往是由一个主权国家的实力及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拥有的影响所决定。

第三，话语对象是一个“有话对谁说”并涉及如何选择听众以争取或扩大话语效果的问题，而这与话题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听众所在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话语对象可以是外国政府和国际官方组织(如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也可以是国际非官方组织(如国际非政府组织)、外国民间组织(如所在国的非政府组织)和民意力量(如议员或议会)等。

第四，话语平台是指话语凭借何种载体或渠道被表达，从而实现话语施行者的权利。就国际环境而言，现代社会中可以使用多种话语平台来凸显国际话语权。以国际舞台为背景的话语平台主要表现有：一是公众媒介，包括传播媒体、互联网和出版物，如电视、报纸、杂志、书籍和网络等；二是国际会议 包括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三是主权国家的对外交流、合作和援助计划，包括政府和民间项目；四是国际间的正式和非正式官方互访活动；五是民意机构，主要是相关国家的议会，可通过电话、传真、传统邮件和电子信箱等及时与这些相关国家的议员进行沟通，或面对面探讨相互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并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六是民间特别活动，可以是因某一个特定的国家主体利益问题与国际环境相关所引发的公众集会或游行等活动。

第五，话语反馈是指话语所表达的立场、主张和观点等获得的某种结果。这种反馈可以表现为：一是话语没有得到任何实际上的反应，毫无效果；二是话语在某种程度上被关注或得到相应互动，这涉及到话语最终起到了什么作用的问题。前者是与话语权能否实现相关，而后者则是和话语权的增强与否相连。从话语反馈的结果上可以看到，没有作用或结果的话语，就等于是没有话语权 “说话权”和“话语权”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说话权可以体现为寻找发出声音的权利，而话语权要追求其所表达的话语能被确认。如2008年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诞生了一个被认同的新集体(“五国”集团)，而中国被认为在其形成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经济规模，中国的声音是自然更大。 然而重要的是，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不是靠恩赐得来的，而主要是靠有效和灵活的中国政府决策与行动，还要靠中国非官方组织的努力以及中国公民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运用多种话语平台作为入口，让世界通过这些平台了解中国对国际事务的意见。

困局

冷战时期，以“美国之音”和英国的BBC广播为代表的西方舆论工具以争夺国际话语的主导权为重要目标，但当时在人们的心目中这往往被称为辅助性的“宣传战”。“国际话语权”新概念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被普遍认知和广泛运用，其实反映了人们权力结构意识的深刻变化。从更深层上说，这是冷战终结的效应之一。因为随着冷战的终结以及“冷战后”状态的长期持续，加上由冷战终结所推动的全球化浪潮的到来，原来在国际社会的权力结构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的军事权力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了，而经济、科技、文化等因素的权力重要性上升了，全球化、知识经济、信息革命、“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非传统安全以及“软权力”等等冷战后时代的事实、概念和认知，一起塑造着国际社会权力关系的新面貌。“国际话语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中国也是在冷战后时代这种权力结构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认识到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的。

当然，中国认识到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还有一个基本的背景，就是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发展成就在进入新世纪后产生了累积效应，显示为国家力量的强劲崛起，中国在国际上的利益面也随之日益扩大。但在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由权力界定利益”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命题失去了其当然的合正当性，尽管国际政治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各国对权力和利益的诉求往往进行了更多的“话语包装”，国际话语权的竞争开始大兴其道。而对于崛起的中国来说，如何说明自己发展道路的正当性、如何回应外在世界的质疑和挑战、如何保障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合理利益，更概括地说，如何处理与外在世界的关系，都依赖于更多的国际话语权。由此不难理解，今天的中国表现出国际话语权意识的高涨。例如，语言学界提出了汉语的话语权，商界提出了价格的话语权，意识形态部门提出了宣传的话语权，外交领域提出要提高国际政治议程制定中的话语权，等等。尽管有些关于提升“话语权”的说法可能扭曲了话语权的本意，把话语权概念窄化或泛化了，但不可否认，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意识处在一个急速的增长期。

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的权力份额和权力运用上也存在着多种困局。

其一，综合实力的崛起，并没有使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得到相应程度的提升。

这是我们将冷战后中国加快崛起的时期与新中国头30年所拥有的国际话语权进行客观对比，可以得出的一个总体性结论。按许多人的理解，话语权作为一种“软实力”，取决于硬实力的大小，中国力量的崛起和综合实力国际排位的上升，应该会拥有越来越多的国际话语权。如果就某些具体国际问题而言，这种说法是可以得到验证的，比如在朝鲜核问题的处理上、在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份额上、在人权领域强调对话与合作，等等，都是中国力量增强后国际话语权提升的事例。然而，我们看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不能只看个别的具体的事例，而要从整体上加以观察。

而在整体上，我们难以下结论说中国比以前拥有了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情况甚至可能相反。在新中国头30年里，中国的一些话语在国际上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比如，20世纪50年代确立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上中国发挥强大说服力让求同存异成为各方相互关系的原则并写进会议公报；60年代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至今被写进西方国际政治教科书中；毛泽东思想对于西方左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成为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思想和理论来源之一，毛泽东的著作甚至被美国总统肯尼迪摆上案头；中国的反殖、反帝、反霸主张在第三世界得到普遍响应；70年代，中国确立自己在中美苏大三角中的发言权，及至80年代前期(这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崛起效应尚没有显现)中国关于恢复中苏关系的三条件被苏联全面接受，等等。

相比之下，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家实力呈现崛起之势的背景下，中国影响世界的能力虽然在总体上增强了，但也迎来了一波波的“中国威胁论”，我们自己影响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反而下降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着很复杂的原因。确实，综合实力或者硬实力的上升，对于增加国际话语权应该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但是，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并不取决于综合实力或硬实力提升的单一因素。而冷战终结后国际格局和世界政治体制的转换，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运动落入低潮，以及第三世界的团结局面走向瓦解等更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因素的共同作用，在一定时期内对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影响基本上是消极的。

其二，在未来较长时期内，西方的国际话语权强势地位和中国的弱势地位难以根本改变。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过去，原来东西方之间的阵营式对立不复存在，因此国际话语权上也少了些“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式的对抗，一些关于和平、发展、共赢、合作的话语成为国际公共话语的主调。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发展问题的突出等等态势，又培育出了一系列新的国际公共话语。中国与西方关系的主流也不再是对立和对抗，而是相互依赖的加深，共同利益的增加，对话与合作成为基本潮流，因而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话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能够分享平等的话语权了。

事实是，西方仍然拥有主流的和强势的国际话语权，而中国处于弱势地位。冷战终结被西方和世界主流舆论解读为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胜利，加之民主化“第三波”的世界性冲击和苏东社会主义的剧变和转型，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国际话语权上取得进一步的主导性地位，民主、自由、人权、市场经济等源自西方的话语，几乎所向披靡，成为霸权性的国际话语。所谓“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人权高于主权论”、“失败国家论”等等论调，都是冷战后时代由美国及欧洲抛出而成为国际社会的主导性话语的，中国或其他非西方国家几乎没有一种话语能与之争锋。而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自身原因招致的“9·l1”恐怖袭击后，美国也轻易地就将“反恐”演变为被世界各国所认同和支持的“政治正确”话语。与之相对照，冷战后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人权改善的事实以及“与国际接轨”的决心和行动有目共睹，并且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话语，如基于公正合理原则的世界新秩序理论，国际关系民主化理论，推进世界多极化理论，和平崛起论和和谐世界论等，但中国的这些远见卓识在影响力上恰恰比不上具有明显理论缺陷的“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这些西方话语。不仅如此，中国更是不断地受到西方话语的攻击和贬损。

既有“中国崩溃论”等各种唱衰中国的论调，更有层出不穷的“中国威胁论”；既有“银河号事件”中美国对中国“偷运”禁运物资给美国之敌对国家的诬陷，也有“李文和案”背后美国对中国是“间谍国家”的子虚乌有的指控；既有对所谓中国“血汗工厂”的居高临下的道义批判，又有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持续责难和“年度审查报告”；中国的崛起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正当诉求，却总是有人认为是对美国的霸权的挑战，似乎美国霸权才是天然合理的；西藏问题的关键在于藏独势力要分裂国家主权和领土，西方舆论却普遍地将之宣传为中国政府对西藏的人权迫害。如此等等，表明了冷战终结至今，西方在国际话语权上的总体强势和主流地位，中国明显处于弱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