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现在山东曲阜孔林所见的孔子墓碑系明正统八年（1443年）所立，正面碑文作篆书“大成至圣文宣王墓”八字，碑阴刻有正书“奉政大夫修正庶尹礼部郎中赐食三品禄直文渊阁永嘉黄养正拜书”，下款书“大明正统八年岁次癸亥十月一日五十九代孙袭封衍圣公孔彦缙五十八代孙承事郎曲阜世职知县孔公堂等立石”。由于书写者姓名刻在碑的背面，故一直鲜为人知。仅见于《四库全书·幸鲁盛典》，其卷十云：“墓碑书大成至圣文宣王墓，永嘉黄养正书”。

黄养正（1389年至1449年），世居浙江安固县来暮乡大坑村（即今瑞安市仙降镇江溪大坑村），名蒙，字养正。明代著名书法家、画家，官至中书舍人、太常少卿，当时朝廷的碑刻、宫殿坊匾大多系他所书。

历史由来

孔子是儒学宗师。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历代封建王朝皆尊孔崇儒，其表现之一就是给孔子追封各种尊号。唐玄宗时孔子进爵“文宣王”，宋真宗时又在“文宣王”前加“至圣”二字，所谓“至圣”，就是“圣人之最”的意思。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九月，刚即位不久的元武宗玺书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为什么加“大成”二字呢？因为孟子说过：“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元代儒臣阎复对此解释说：“盖言孔子集三圣之事，为一大成之事，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阎复因而赞叹道：唐、宋对孔子的徽美之称，“孰若我朝取孟子至言为准，以圣誉圣之深切著名也！”

从字面上看，元朝对孔子的尊崇确实超越了唐、宋两代。实际上，元武宗是汉文化修养最浅、最为保守的皇帝之一，并非真的尊崇孔子、崇尚儒学。原来，倡议者是武宗朝儒臣、翰林学士阎复。

阎复字子靖，山东高唐（今属山东聊城市高唐县）人，少时曾师事名儒康晔，元世祖忽必烈时用名儒王磐荐，供奉翰林院，并历官佥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浙西道廉访使等职。阎复是对孔子和儒学感情极深的儒臣。大德四年（1300年）阎复拜翰林学士承旨，阶正奉大夫。大德十一年，武宗即位，阎复仍拜翰林学士承旨。阎复在武宗至大三年所作的《加号大成诏书碑阴记》中说：“大德丁未秋，近臣传旨，议加至圣文宣王封号。臣复承乏翰林，获预其议。……宜加号。奏可。玺书锡命。臣复职当具草，继已颁示天下矣。”可知阎复是加封孔子尊号的倡议者之一，更是加封孔子制诏的起草者。

武宗能接受阎复的倡议，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与阎复支持武宗争夺皇位有关。武宗的即位诏书就是阎复所撰，诏书内称武宗“世祖曾孙之嫡，裕宗正派之传，以功以贤，宜膺大宝”，极力吹捧武宗争夺皇位的“正当性”与“合理合法性”，可见阎复与武宗的关系比较密切，能得武宗信任。更重要的是，武宗为孔子追封尊号是为了维护蒙古对中原汉地的长久统治。由阎复撰写的《加封孔子制》称：“朕纂承丕绪，敬仰休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于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馨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我皇元。”可知其借助加封孔子尊号以粉饰文教，淡化武宗朝倒行逆施的政治，笼络汉族官僚和士人，维护其统治。“尚资神化，祚我皇元”，才是武宗加封孔子尊号的真正目的。武宗加封孔子尊号的另一重要目的是借助孔子的纲常礼教，即“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处理他和皇太子也是他的弟弟爱育黎巴力八达的关系，让爱育黎巴力八达遵守“君臣之义”，对他效忠。

武宗听从阎复们的倡议，通过诏书的形式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尊号，对元帝国继承尊孔崇儒的传统无疑有其积极意义。那么孔子在元代的地位真的因此而提高了吗？其实不然。武宗朝政治以封爵太滥为特点，对诸王贵族滥以及中央政府的官员屡加官爵，滥封遥授，当时的儒臣张养浩批评说：“自有国以来，名器之轻，无甚今日。”武宗时期王、公之类的封赠如同儿戏，在这样一个封赠泛滥的时代，孔子的“大成至圣文宣王”尊号又所值几何？如果再把元代的儒、释、道作横向比较，更可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尊号之轻。

《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又提到：“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教育上首倡有教无类及因材施教，打破贵族垄断知识之局面，故后人尊为万世师表及 至圣先师。

孔子及其开创的儒家一系思想构成了其后中华文化的主流，对中国社会及民众各方面的发展均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想，孔子的形象与思想也被后人根据当时的需要做出了各种不同甚至相异的解读与诠释。

元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8月17日，新即位的元武宗海山加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大成”本是古代秦乐的用语。古乐一变为一成，九变而乐终，至九成完毕，称为大成，后来引申称集中前人的主张、学说等形成的完整的体系。孟子始用大成赞颂孔子，他说：“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孟子·万章下》“玄圣”、“至圣”、“大成”都是对孔子的赞辞。1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