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经历

新加坡渊源

很少人知道，任元林其实与新加坡渊源不浅。

任元林

在1997年之前，扬子江的主要客户大多来自印尼和新加坡，包括泉合（Chuan Hup）、成功控股（Jaya Holdings）、平洋航运（Pacific Carriers，PCL）等，任元林因此经常来新公干，往往在珍珠坊或唐城一住就是半个月，足迹遍及南洋理工大学、麦里芝蓄水池、新马长堤。

他最喜欢的本地美食是肉骨茶，“上小贩中心吃肉骨茶，花三块新币买一盘海南鸡饭，比大饭店的鱼翅鲍鱼好吃多了，还有那个冰豆浆……”

自称“从没打过高尔夫球，也没什么嗜好”的任元林作风平民，每天中午在食堂与员工一起吃饭，“唯一的不同是晚上应酬比他们多了点。”

这或许跟他在中国国营企业从基层干起的背景有关。祖籍江苏镇江的任元林在江阴出生长大，就像许多中国同年龄层，少年时期经历中国文化大革命，对文革记忆深刻，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他说：“我出身很不好，中国阶级斗争时，老爸是资本家，开制伞工厂，祖母是小地主，在文革时是比较受到压制的。”

进修求学

1972年，高中毕业后，他被中国中央政府分配到造船厂当学徒，当时的最高理想是当木工。他说：“在专政时期，木工可以凭手艺赚钱生存，中国如果没有邓小平改革开放，我可能会做木工到现在。”

天不从人愿，他被分配到当烧焊工，工作非常辛苦。三年后在厂方安排下修读两年船舶设计，几年后主动报考江苏省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修经济。

对任元林来说，进修是出于一股自觉：“那时在工作上优秀，但没有社会地位，总觉得工厂不是我挑的，工作也不是我选的，因此希望有个上学的机会，通过读书来改变，而正好有这个机会。我后来当上技术人员，又当车间管工，累积了很多经验，这时又觉得光有经验不够，就去读经济，学到很多管理上的东西。”

任元林的生意头脑很早就表现出来。求学时，他已挑了担子上街替人修伞，帮补家用。在造船厂的学徒生涯中，他也利用中国发行的政府债券——国库券的买卖赚外快。

他说：“在江阴街上，100块钱面值的国库券可卖85块钱，在上海卖87元。那时，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0块钱，我累积1万元人民币面值的国库券，带到上海卖掉，转手赚200块钱差价，赚这种小钱很轻松，原始资本就是这样赚来的。”

遭遇金融风暴

1997年，当了12年副厂长的任元林终于“扶正”升上厂长，隔年立刻遇上一道难题：亚洲金融风暴，本区域的造船业者面临着几乎是零订单的局面。

眼看工厂活不下去，他做出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向中国政府申请改制——把造船厂私营化，邀请管理层和1000多名员工入股，自己则把“所有花红、薪水都投下去了”，拿出40多万人民币，凑足2200万人民币资本。在2002年从中国政府手中回购30%股份，2004年邀请外部投资者入股8000万人民币，成了中国第一家民营造船控股公司。

与此同时，扬子江也投资扩充产能，兴建一条五万吨造船生产线，把发展重心从东南亚转向欧洲市场，承接东欧国家（如波兰）因争取进入欧盟，造船业走下坡而流失的多项订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