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集简介

《乱都之恋》是张我军文学创作活动中的最重要的一部新诗集，出版于1925年12月28日，发行地址是台湾太平町三丁目二十八番地。作者自己标明为“抒情诗集”，书宽九点五公分，长十七公分，计五十六页，除序诗一首外，收有诗十一篇五十五首，其中三十一首未曾在刊物发表过。三十三首写于北京，十五首写于由大陆回台湾的海上途次，七首写于台北。其中部分曾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台北的《人人杂志》和《台湾民报》上，写作时间自1924年3月迄1925年3月。该诗集散佚绝版多年，已鲜为人知。

1986年，黄天衡先生在台北搜集到该诗集的孤本，经过多方努力，1986年6月，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复印本，其中又加上了《弱者的悲鸣》和《孙中山先生吊词》两首和附录一至三，终于使广大读者有幸一睹这本已经绝迹多年的珍贵诗集。

收录诗集

收录的诗有,《对月狂歌》、《无情的雨》10首、《游中央公园杂诗》6首、《烦闷》4首、《秋风又起了》6首、《前途》、《我愿》3首、《危难的前途》、《乱都之恋》15首、《哥德又来勾引我的苦恼》、《春意》。 后增加了《弱者的悲鸣》和《孙中山先生吊词》两首和附录一至三。

作者介绍

张我军，原名张清荣，台湾台北板桥镇人，1902年生。笔名一郎、迷生、大胜、老童生、忆等。五四运动爆发时，张我军在厦门鼓浪屿高新银行工作，由于受到祖国新文学、新思潮影响，眼界顿时大开。1922年到北平求学，他认识了同班同学罗文淑，并与之相恋，但遭到封建家庭的阻挠。经过北平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后的张我军，为此痛感摧毁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的必要。1924年10月，他回到台湾任<台湾民报>汉文编辑。他以笔为武器，开始了对旧文学、旧道德的讨伐。由此引发了一场新旧文学的论战，为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扫除了障碍，因而获得了文坛“清道夫”的美称。他陆续在《台湾民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猛烈抨击当时依附于殖民当局，维护封建传统，专写古体汉诗，酬唱成风的旧文学界。他揭开旧文学的面罩，层层剥批旧诗界带来的种种危害和弊端，认为最严重的毒害是让青年养成了“偷懒好名的恶习”，因此他向青年发出警告：“诸君若长此以往，后来触于突发的事，或是激于义气，想出来协力改造社会也就无从改造了。”显然，张我军对新文学的鼎力提倡，是基于对台湾社会命运的深刻关注。当然，这种对旧文学全盘否定的做法未免失之偏颇。但矫枉有时必须过正，张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加速了基本上沦为殖民者强权附庸的旧文学的灭亡，从而为新文学的登场铺平了道路。在批判、摧毁旧文学的过程中，张我军也着手新的文学理论的建设。在《文学革命运动以来》、《诗体的解放》、《新文学运动的意义》、《文艺上的诸主义》等文章中，他对新文学运动的一系列问题如：台湾新文学的属性，文学的内容与形式，语言建设，东西文化的关系等作了比较深入和细致的阐述。他的主张紧密地结合台湾文坛的实际，着力解决具体问题，从而使新文学理论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推动了台湾新文学创作的发生与发展。张我军不仅是活跃的理论家，且是颇有成就的诗人兼小说家，他的新诗与白话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同以往迥然相异。《乱都之恋》是张我军最重要的文学实践，这是他本人，也是台湾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该诗集共收入他写于1924年3月到1925年春的抒情诗五十五首。《沉寂》、《对月狂歌》、《春意》、《无情的雨》、《弱者的悲鸣》都是其中的代表性篇章。这本诗集的抒情主人公就是作者自己，在诗中诗人记叙了他在北平及由北平返回台湾一年多时间里的爱情悲欢。张我军的小说创作数量不多，目前所保留的只有三篇：《买彩票》、《白太太的哀史》、《诱惑》，它们与张我军的文学理论主张相联系，互相映照，相得益彰。

创作背景

所谓乱都是指1923年前后的北平。当时正值直奉军阀开战，北平城内外人心惶惶，故曰乱都。那时，张我军在北平高等师范学校办的补习班里学习。在这期间，与同班同学罗文淑发生了爱情。两人相爱至深，但遭到了罗文淑父母的坚决反对。女方家长强迫罗文淑与张我军断绝关系，另嫁他人。罗文淑离开父母，离开家乡，和张我军双双从北平私奔到台湾，终成夫妻。张我军创作的这一组诗反映了他们当时与追求婚姻自主的精神。

创作起因

就《乱都之恋》的创作时间和地点及其艺术表现特征来看，可以肯定她是受了大陆新文学，特别是新诗发展的影响。在大陆新文学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新诗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早在1915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就试验用白话作诗。1917年,《新青年》2卷6号刊登了他的《白话诗八首》。这是他正式发表的新诗的尝试之作，并期望“大家齐来尝试尝试”。就是在他的大力倡导下，1918年1月《新青年》4卷1期刊载了胡适的《鸽子》、《人力车夫》、《一念》和《景不徙》，沈尹默的《鸽子》、《人力车夫》和《月夜》，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题女儿小蕙周岁日造像》。这九首白话诗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现代新诗正式登上诗坛。此后，倡导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人都争相来写新诗，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沈兼士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表新诗；俞平伯、康白情等人以《新潮》为阵地发表新诗；刘半农、沈玄庐等人则在《星期评论》发表新诗；田汉、宗白华等在《少年中国》发表新诗；郭沫若等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新诗……

1920年，胡适的《尝试集》出版，诗坛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部新诗集。1921年，郭沫若的《女神》出版，以其气吞山河的磅礴气势、大胆的想象及改天换地的气魄和新颖的思想征服了读者，占领了旧诗的地盘，成了为新诗奠基的作品。之后，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刘半农的《扬鞭集》、徐玉诺的《将来之花园》及文学研究会出版的朱自清、俞平伯、周作人、叶绍钧等八人的诗合集《雪朝》等新诗集纷纷问世。

与此同时，“小诗”成了“风靡一时的诗歌体裁”。以致1921年至1923年间曾被人们称为“小诗流行的时代”。几乎所有的新文学作家都尝试过写“小诗”。当时结集出版而又颇有影响的小诗集就有冰心的《繁星》《春水》，宗白华的《流云》，吴雨铭的《烈火集》，何植三的《农家的草紫》，梁宗岱的《晚祷》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冰心的《繁星》和《春水》。这些三言两语的“小诗”，有对母爱的追怀，有对自然和童真的歌咏，也有对生命、人生、宇宙的发现或感受，往往蕴涵哲理，写得空灵、清新，为人们所喜爱。一些“小诗”成了人们吟唱的名句。

另外，表现爱情是新诗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1922年4月在杭州成立了“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湖畔诗社，出版了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汪静之四人的诗合集《湖畔》。（“湖畔诗集”第一集。）1922年9月出版了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1923年12月，又出版了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三人的诗歌合集《春的歌集》。（同上第二集。）特别是《蕙的风》，以其表达爱情的大胆和袒露而被有些人称为“诗歌上的沉沦”，引起了新旧思想对其褒贬不一的论争。

张我军作为一个喜欢文学并有一定创作禀赋的青年，在厦门时期就接触到《新青年》、《新潮》等宣传新思想发表新文学作品的期刊，特别是1924年初他来到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创作的大本营北京之后，北京的文坛自然引起了他的关注。而新诗这一能自由地表达自己思想和情感的文体，更容易触动他年轻敏感的神经。在他孤寂苦闷之时，他自然而然地用这种自由体的新诗来表达他的思乡念亲之情和恋爱的情感体验了。这就是为什么《乱都之恋》中的诗作形式上多像当时大陆流行的小诗而内容上又多是情诗的原因吧。

爱的一部心路历程

就《乱都之恋》表现的情感和思想内容来看，它是作者的生活和情感体验的记录。传统文论里常说“诗言志”或“诗缘情”，实际上是指明了诗的文体特点。

整部《乱都之恋》可以说是记述爱的一部心路历程。首先，这部爱的心路历程是诗人与罗文淑女士浪漫而坎坷终至美满的恋爱婚姻的情感记录，可以说是一种甜蜜与心酸相伴，苦闷与幸福相融的，充满了“神圣的泪痕和血迹”的情感。《对月狂歌》，把罗女士比作月中的嫦娥，表达“你是我仅有的知己！/你是我永远的伴侣！”的暗恋之情。《无情的雨》，担心自己与恋人的约会会被“无情的雨”所阻隔。《游中央公园杂诗》，表达了一对初恋的情人沉浸在幸福与甜蜜之中：“——小草儿偷听了我们的细语，/月姐照彻了我们的心田，/虫蛙们为我俩奏了和谐的曲，/我俩陶醉在自然与爱的怀中，/相对着微微地笑！”《我愿》一诗则是摹仿古人而写的一首情诗。许多古代诗人在诗中以愿意变为恋人身上穿的，头上戴的，脚下踩的，床上铺的，怀中抱的，口上吹的，屋中用的物品，来表达自己愿意和恋人在一起的心愿。如和凝《河满子》：“却爱蓝罗裙子，羡他长束纤腰”；刘希夷《公子行》：“愿作轻罗著细腰，愿为明镜分娇面”；陶渊明《闲情赋》：“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所以鲁迅先生嘲讽他有时很摩登，“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明人《乐府吴调·挂真儿·变好》：“变一只绣鞋儿，在你金莲上套；变一领汗衫儿，与你贴肉相交；变一个竹夫人，在你怀儿里抱；变一个主腰儿，拘束着你；变一管玉箫儿，在你指上调；再变上一块香茶，也不离你的樱桃小口。”张我军把古诗的意境转化为白话诗的表现方式：

我愿做个碗儿，/日日三次给伊蜜吻，/吻后还留下伊的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