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源与发展

一种哲学学说，也是一种理论学说。

从总体上说非理性主义是精神危机的哲学，但它把人作为研究的主体和主要内容，高扬主题性，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现代人的意义和精神，具有积极的意义。

非理性主义演变线索：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法兰克福学派。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强调人的精神生活的各种非理性因素，同时夸大理性的局限和缺陷，它否认理性具有认识世界的能力，同时指出存在本身就具有非理性和非逻辑的性质。非理性主义在本体论上否认世界是一个合乎理性的和谐的整体，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无序的 、 偶然的 、不可理解、甚至荒诞的世界。它在认识论上片面强调内心体验、直觉洞察。叔本华最先开始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建立了意志主义的思想体系，他认为“世界是我的表象。”独立于人的表象之外的自在世界，就是意志。意志无处不在，不仅人有意志，动物有意志，植物甚至无机物也有意志，任何物体都是意志的客体化。叔本华断言意志高于认识，意志是第一性的 、最原始的因素，认识只不过是后来才附加的。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开创了西方非理性主义之先河。深受叔本华思想影响的尼采更是把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发展为强力意志，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理论。他认为生命的本质就是意志，是一种贪得无厌的欲望和创造的本能，并以此做为估量一切价值和确立新价值的标准，提出“上帝死了”的口号，抨击希腊以来的理性主义。同时，尼采极力推崇体现阿波罗精神和狄奥尼修斯精神相结合的希腊悲剧精神，认为它全凭直觉，与理性无关。他把我欲做为道德的基础，指出人的本性就是自我创造和摧毁的酒神精神，尼采的哲学对非理性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非理性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尤其值得一提的还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第一次细致地运用尽可能科学的方法考察人类意识的深层次结构，提出了非理性本能在整个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层次根据，为非理性主义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基础。

从 20 世纪开始，非理性主义成了风靡西方的思潮，在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政治等领域广泛流传。在这当中，除了弗洛伊德以外，尤以海德格尔、 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影响最大。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非理性主义研究的视野。

非理性主义在中国

非理性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盛行于西方的哲学思潮，其后成为20世纪上半叶西方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理论基础。至少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非理性主义随着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就进入了国内文学及其研究现场，并且受到某些学者的大力推崇。这种文学倾向发展到极致，就是以本能与身体为核心，鼓吹野性和纵欲，反对道德伦理、亵渎崇高、消解历史。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它甚至还引发了那场旷日持久的“理性—非理性”大讨论。

进入21世纪，非理性主义思潮再次在国内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中掀起波澜，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文学版图上的“非理性”战火越烧越猛，甚至到了严重危及文学健康发展的地步。一些作家推崇“快乐的牲口”原则，大胆地宣泄着他们的本能欲望，大篇幅的色情描写、无遮拦的情欲展示，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毫不谦虚地登台亮相。这些本能狂欢的书写，广泛地渗入了文学的各个层面，包括受众广泛的影视剧作品。针对这种不良的文学态势，理论界也表现出高度和强烈的关注。一场关于“理性—非理性”的争论在21世纪的文学研究领域又重新开幕。

党圣元等学者尖锐地指出，除了热衷于本能癫狂，沉溺在下半身狂欢，迷恋于丛林法则外，叙事空转、语言粗鄙、逻辑混乱、意义悬空和叙述失禁等，也是当下文学领域非理性主义的另一副面孔，而肆意篡改历史与亵渎崇高则是当下文学领域非理性主义的显著特征。针对这种非常态的文学逆流，诸多学者立足于文学的理性精神，从道德论、人性论、历史观、新理性精神等方面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鞭挞。

非理性主义新世纪文学版图上的幽灵

在当前的文学领域中，本能与身体成为两个重要的关键词，所谓的“身体独白”、“下半身书写”广泛地渗入了文学创作的各个层面。“全面的欲望释放，坚决的形下姿态，贴肉的文学爬行，追求肉体的在场感以及以下半身为圭臬等写作伦理合谋架空了文学所应该秉有的精、理、气、神，而只剩下一曲杂乱的肉体交响乐在当前的文坛上施虐、游走。”

而讴歌丛林法则，倡导动物兽性，鼓吹“野性”和宣扬“奴性”，也是当下文学领域一股典型的非理性主义倾向。2004年的《狼图腾》、2005年的《藏獒》以及2007年的《刺猬歌》，都是推崇、讴歌动物兽性，鼓吹“动物哲学”的代表性作品。评论家李建军在谈到《狼图腾》时说：“在一个王纲解纽、价值混乱的时代，一切都有可能被颠倒过来，一切都有可能被弄‘拧巴’。无耻便是荣耀，下流等于高雅，‘流氓’成为‘英雄’。”《狼图腾》将对狼的精神的仰慕提升到中华民族复兴的高度，视其为“20年改革的主要成果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但是纵观人类历史，如果一个民族的复兴以狼的精神为图腾，那么，这个民族离灭顶之灾也就近在咫尺——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就是活生生的例证。

篡改历史和亵渎崇高是当下文学领域非理性主义的另一个显著特征。例如，盲目歌颂清王朝的康乾盛世，把它描写得阳光普照、充满生机，却不顾当时清政府闭关锁国、远离现代文明、危机重重的历史真实；打着“人性化描写”的旗号，给慈禧太后“翻案”，为李鸿章“昭雪”，对历史进行仿拟、戏说；官渡之战成了曹操和袁绍争夺小寡妇的战争，历史的血腥被涂抹成一出暧昧的闹剧；经典被随意消解，《阿Q正传》、《药》和《孔乙己》在影视作品中被“改编”成阿Q卖人血馒头并和孔乙己的女儿结了婚。

此外，在当下的文学版图上，还能感受到非理性主义的文学叙事空转、语言粗鄙、逻辑混乱等特征。按照党圣元的归纳：非理性主义过分追求语言的个人化，打破语言常规，导致了语言链条的断裂；拒绝理解，认为通俗易懂对文学来说是不道德的；倡导“三还原”（感觉还原、意识还原、语言还原）、“三逃避”（逃避知识、逃避思想、逃避意义）、“三超越”（超越逻辑、超越语法、超越理性）；推崇“不及物写作”；任凭“随意性”、“即兴性”、“零乱性”、“拼凑性”和反逻辑、反理解、反完整性、反元意义等无限度溢出，造成了文本的碎片化，普遍性、规律性的逃逸以及非理性的泛滥。

批评与扶正对文学理性精神的捍卫

针对这一文学创作的倾向，诸多批评家表现出了极大的忧虑和深切的关注，他们呼唤文学的理性精神，从道德论、人性论、历史观、新理性精神等方面对非理性文学思潮展开批判。

批评家们倡导理性写作，反对当下文学中以表现本能、欲望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倾向。有人认为，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女性的性欲、生育、流产等生命经验被许多作家不厌其烦地描写，沉浸于“一个人的战争”与“私人生活”的私人性表达，陷入了题材和主题等的低水准重复。排斥“理性”的结果只会导致意义的严重混乱，新的美学原则应该是“以身体为准绳”与“以理念为准绳”的融构，作家必须让自己的心灵不断强大起来。有人则将当前文学中非理性主义思潮的蔓延称之为当代文学的“第三次转型”，并且称“欲望是人的本能欲望，当欲望受到压抑的时候，人是不完整的，是异化的；但是如果一味让欲望无限膨胀，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强烈反对这个所谓的“第三次转型”，认为21世纪文学的这个转型是以牺牲理性为代价的，并对此表示忧虑。

重新呼唤道德在文学中的回归，是学者们针对文学的道德属性面临的危机所作的努力。文学是作用于人的心灵和精神、关怀人生价值和提升精神境界的，因此必然肩负一定的道德理想。应该重视文艺道德在影响作品生产、作品传播中的作用，重视文学中的道德理想对文学作品内涵和格调的影响，我们很需要“具有道德激情的作品”。

针对某些作家反对在人性表现上追求真善美，大力挖掘粗鄙的人性并且肯定它的合理存在，以粗鄙为深刻，把红色变成桃红色，文学评论家王干指出：“下半身写作”将身体写作推向极端，文学被剥离了广阔的社会内容，潜意识被狭义地理解为赤裸裸的性意识、性内容，这种打着身体至上、性至上的口号而取消文学丰富性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批评说，这种把“兽性”当人性来写的创作，其“精神上的狭窄和浅薄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