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内容

口号提出

《平均地权》是中山先生伟人革命理论之一。早在1905年同盟会宣言发布以前，他便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口号。同盟会的成立， “平均地权”成了国民党的正式纲领。嗣后，中山先生在自己革命的不断实践中，加以充实、发展，写进他所著《三民主义》中，成为他的民生主义的两大理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地位重要

《民生主义》的两大理论中，《平均地权》的阐述又比《节制资本》较为详尽，甚至称，“平均地权才是民生主义。”①可见《平均地权》在中山先生革命理论中所占地位的重要，所以，它值得我们研究和探索。

思想继承

不仅如此，自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不少人继承和发扬他的《平均地权》思想，推动土地改革运动，企图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它在近半个多世纪来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站在中山先生左翼的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中山先生晚期的思想，将他的土地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共产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抗战时期推行过减租减息运动；解放后，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终于废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关系，引导全体农民步入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为印度支那各国(如越南，老挝、柬埔寨等)的土地改革运动提供了典范。站在中山先生右翼的国民党人，死抱住中山先生早、中期的思想，主张阶级调和，和平土改。它们在大陆曾经营过二十多年的土地改革工作，成效甚微，后退居台湾一隅，倾其全力，先实行二五减租，继实行公地放领，随后扶植自耕农，最后，实行都市土地改革，取得一定成果——解放了农民，解放了土地资本，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通路，促进了台湾经济的腾飞，成为东南亚资本主义诸国的土改运动的楷模。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这里，想就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加以探索， 就正于方家。

问题实质

土地兼并

中国当年土地问题的实质

在清朝统治的顺治十八年到咸丰元年的一百九十年间，耕地的净增数仅一百万顷，可是人口的净增数却达到四亿口还要多。这样，人们活动的舞台变得极为狭窄了，“土地恐慌”达到了极点；由此，人们间的各种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就在这1851年(同治、咸丰年间)，太平天国的大规模农民运动爆发了，这是历史的必然，而决不是什么偶然了。太平天国借以向农民号召的自然是突出土地问题。它们宣传：“土地为上帝所有”“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用，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①这就合乎当时广大农民愿望，农民也就闻风响应，其势有如风卷残云，非常迅速地摧毁了广大江南地区的封建统治了。这便是有力的明证。 由于“土地恐慌”，隐蔽在封建土地关系下的农民与地主贵族之间的矛盾也激化起来了。因无地少地的人愈多，地主的土地变为奇货可居，于是地租的剥削日益加重，农民日益困穷，租佃关系愈趋尖锐。 由于“土地恐慌”，物以稀为贵，地主贵族对土地兼并也日益加剧了。如李鸿章兄弟六人，占地达六十万亩；李鸿章一人即可收田租五万亩。如上海的镇海李家，十九世纪后期在上海拥有好几个钱庄，在东三省成立专业公司收买大批土地。陕西米脂的马家，拥有杨家沟附近六，七十里范围内的全部田地。这种趋势未曾停止，即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据国民党农民部估计，地主富农占农村入口仅14.6%，而占有土地党达 81%，其因兼并而土地集中的情况可以概见。1

土地经营破碎

由于“土地恐慌”，在封建土地关系下也必然造成土地经营的日趋破碎．小土地所有者抱住小块土地不放；大土地所有者为了充分榨取高额地租，利用农民渴求土地耕种，宁愿分成小块出租。这当然也与当时生产力不发达有关。至于少数“经营地主”，受资本主义思想影响有所萌芽，但在当时毕竟还不是主流。

以上这些，我认为都是由“土地恐慌”派生出来的一些重要问题。

帝国入侵

至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便是在这些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添加了催化剂，把它更加激发罢了。(1)如帝国主义者索取大量的赔款，加重了农村的赋税。地主将它转嫁到农民的身上，使农民日趋破产：(2)如帝国主义的教会、租界也参加了土地的剥夺。。如内蒙古一带教堂特别多，教士多从事土地投机。1904— 1909年在绥远便占去土地1370平方公里。外国在我国各地强设的租界也非法大量侵占其附近土地，上海汉口租界均是如此。甚至官员也私售土地与外人，如湖北一个遣员将“川地六万亩私售于德法两国”。(3)如外国农产品倾销，促使了整个农村的破产。我国的蚕桑、茶叶、棉花，烟草、花生、大豆等，到了清朝末年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竞争倾销，又使它受到沉重打击而趋于衰落。如蚕丝，到1909年日本生丝出口量就，超过了我国；如棉花，1902年美棉收获量占全世界总额5l%；如茶叶，日本、印度锡南的品种，质量，均后来居上。1873年，日本出口的绿茶还只有中国的59%，三年后，即1876年，它的出口即超过中国的一倍。总之，向外，我们竞争不过它们，向内还受到它们倾销的压力。农民生产连成本也难收回，于是形成破产的悲惨局面。

总结

中国当年土地问题的实质是这样，而时代恰处在中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化的急剧过程中，中山先生活在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之中，他看到城市地价的猛涨，土地的日益集中，农村的日趋破产，土地经营的破碎，地租的不合理等现象，认为是中国革命中应解决的问题。但是，他认为中国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比较，相形之下，整个国家是落后与贫穷。至于财富的悬殊，应以同欧美资本家与工人的差距来相比，我们中国只能算是“大贫与小贫之分”。他认为中国革命后，将使产业获得蓬勃的发展，我们必须避免走资本主义国家贫富悬殊的老路，所以，他提出“平均地权”的纲领，希望“共将来的产”。至于将来的产如何来共，具体措施应该如何，他带着这个问题向西方资产阶级去探索真理。

寻找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