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十姐妹名单

尹桂芳、 袁雪芬、 范瑞娟、 傅全香、 徐玉兰、 筱丹桂、 竺水招、 徐天红、张桂凤、 吴小楼

具体介绍

越剧十姐妹

袁雪芬自述越剧“十姐妹”的来历：1946年5月，我们雪声剧团将鲁迅先生的《祝福》改编成《祥林嫂》，搬上越剧舞台后，紧接着又演了《洛神》。但越剧改革遭到了恶势力的反对，这年8月27日，我离家去电台播音，刚走到路口，窜出一个人将一包粪对我劈头抛下。之后又收到装有子弹的恐吓信。由于一些合作者另有打算，剧团无法按期演出新编剧目，我又不甘屈服于老板走回头路，1946年底雪声剧团只能暂告解散，我也暂停演出，静下心来思考这几年的得失。

下一步该如何走呢？我想，作为主要演员，首先要提高自己并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应该让全剧种的成员参加到改革行列中来。另外必须有自己的剧场，并有附设学校培养接班人。为了实现这些设想，1947年初，我跑遍了上海各种类型的剧场和电影院，对剧场设计 、舞台大小和观众座位好坏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1500个座位的南京电影院（解放后改为上海音乐厅）座位最好，而扇子形的剧场演戏曲效果更好。不到一个月，设计者就绘出了新剧场的初稿图纸。随后我们找到了霞飞路（现在的襄阳公园隔壁原祥生汽车公司）的一块地，租50年约20亿元，造价约30亿元。这50亿元，只有依靠我们自己演出和向观众集资解决了。我考虑，这是整个越剧界的事，如果能说服尹桂芳、竺水招、筱丹桂、徐玉兰、范瑞娟、傅全香、徐天红、张桂凤、吴小楼来参加，共同发起为造剧场进行集资活动，不是很好么？ 这九位中，尹桂芳、竺水招、筱丹桂、徐玉兰没有交往过，其他五位曾与我合作过。于是我就找了当时尹桂芳、竺水招的合作者徐天红和吴小楼，谈了联合义演、集资造剧场和越剧学校的设想。徐天红与吴小楼都表示积极参与，于是我请徐天红约尹桂芳、竺水招到晋隆西菜馆见面。她俩跟我会面后，都连连点头同意，同时还提出号召基本观众认股投资以增加资金等建议。 徐玉兰当时因吐血在休息，我专程去拜访了她。她说：“这是越剧界的大事，我一定参加。至于筱丹桂能否参加，要找国泰大戏院老板张春帆。”因徐玉兰吐血，张春帆曾邀我下半年去国泰演出，他说单靠春凤（筱丹桂的小名）怕不卖座，这叫做人老珠黄不值钱啊！筱丹桂这时只有27岁，是在被张春帆占有的这八九年中，才渐渐低落不佳的。我去找张春帆，他因有求于我，连连点头说：“这是出风头的事，春凤一定参加，但你不必去看春凤了。”可见筱丹桂是毫无自由的。范瑞娟、张桂凤与我共事改革演出两三年了 ，联合义演她们极力赞成。傅全香是我的同科班师妹，她也一口答应参加。 接下来我们邀南薇、韩义等商量演出剧目，大家认为要区别于以往会演的老剧目，但新编的题材要容纳这些主要演员实是不易。也曾想过演《红楼梦》，但贾宝玉只有一个，怎么分配角色呢？后来选择将法国 大仲马的小说《三剑客》改为中国历史题材的《山河恋》，男女角色都不成问题。1947年7月29日，我们相聚在大西洋西菜社签订了联合义演的“合约”，我的顾问律师平衡成为我们合约的起草人和见证人。 我们十个演员作为发起人，在“合约”上签了名，后来我们就被称为越剧“十姐妹”。关于演出场地，打听到周信芳演出的黄金大戏院，因周信芳歇夏，正是空档，我就去商谈。黄金大戏院提出一月租金要四亿元。很快，一个星期的座券被订一空，座券分福禄寿三种，票价定为10万、5万、3万。演员们除了排戏，还得抽空准备自己的戏服。大家在骄阳里坐着三轮车满街跑，置衣料，买首饰，量身材，谁都不愿意在台上逊色于别人。

尹桂芳

袁雪芬

初步发展

三十年代中期， 嵊州（县）农村女子科班（绍兴文戏女班）十分普及。 据1935年统计，全境40万人有2万多参加女班演出，女班总数达200多个。到1938年，日寇侵袭 浙江，大批 绍兴、 宁波一带的人士去上海避乱和谋生，为女班进上海演出提供了大量的观众。那时起，“绍兴文戏女班”接踵拥入 上海，影响也逐渐扩大，报刊、广告开始称其为“越剧”其实，“越剧”两字早在1925年已出现，但不多用，与“绍兴文戏”、“的笃班”、“小歌班”等混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女班在上海落脚后， 姚水娟等一批 艺人开始实行编剧制，轰动上海，为越剧的蓬勃发展起了打开局面的作用。“越剧”这一名称也进一步被观众、舆论界和演员所接受，替代了其它名称。 1942年，在袁雪芬为代表的一批演的倡导下，掀起了一场全面的越剧改革，建立了编导制，还把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搬上舞台，成功地上演了《祥林嫂》。这段时间，涌现了大量的新剧目，创造了《尺调》和《弦下调》，“女子越剧”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越剧在党的关怀重视下，组织艺人们进行了“改人、改制、改戏”为中心的“三改”学习，参加了全国、 华东地区、 浙江省戏曲调演，走上了全面繁荣发展的时期。越剧演出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市，并走向世界，受到国内和法、德、美、苏、 比利时 卢森堡、 荷兰等欧美国家，以及 朝鲜、 日本、 东南亚、港澳地区广大观众的欢迎，为国际文化界所瞩目，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期间，新剧目大量涌现，数以百计的剧目上了银幕和屏幕；越剧新秀人才辈出，活跃在舞台上；越剧唱腔流派纷呈，使越剧艺术更加绚丽多彩。

范瑞娟

历史进程

傅全香

越剧姐妹中的大多数都有苦难的童年。她们都是小小年纪就进了科班，跟着穷苦艺人，挑着戏箱，爬山路、宿破庙，过着“年年卖唱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的流浪生活。抗日战争前后，女子越剧开始进入上海，她们也陆续进了上海。旧社会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弱小者的地狱”。小姐妹离了狼窝，又进了虎穴。她们一方面是戏院老板的摇钱树，一方面又往往成为达官贵人、巨商大贾以至地痞流氓的“囊中物”。有的人经不起逼迫和诱惑就屈服了。有的人则进行反抗。在上海，曾有人把一大堆金条、珠宝、首饰放在竺水招的面前，要收她做“干女儿”。竺水招轻蔑地看了一眼，冷冷地说：“我自己有爹娘。”说完，扭头就走了。

为了使自己不受十里洋场的污染，袁雪芬暗暗地为自己定了一个做人的标准：“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她不拜“过房娘”，不唱“堂会”，不受礼，不吃请。她淡妆素抹，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表示她不愿与这个肮脏社会同流合污。 但在旧社会，要独立做人，谈何容易。不说别的，没有场子，就不能演戏。更何况，在旧社会，艺人的艺术生命是短暂的。一个名演员到了三十岁出头，就算“红颜已老”，就要担心被老板抛弃了。所以她们日思夜想要筹款建造剧场。袁雪芬等人积极奔走，把原来分在四个剧团的十个名演员组织起来，同台演出《山河恋》，想用演出得来的钱去造剧场、办戏校。但是，她们太天真了，以为这样的好事，总不会妨碍别人。哪知道，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竟突然下令，要《山河恋》停止公演。怎么办？姐妹们只有团结起来跟他们斗争！最后，姐妹们胜利了。但是，当时她们并不知道胜利是怎么来的。

徐玉兰

“越剧十姐妹”的成长，使越剧如鲜花盛开。而这是和党的阳光照耀，雨露滋润分不开的。1946年周恩来同志在上海看了越剧。事后，他对上海文化界地下党组织的于伶、刘厚生同志说，这次到上海来，看了越剧，出乎意外。这些女孩子都是农民的女儿，受到迫害，进了城市，生活上起了变化，其中有人追求进步。党要主动去接近她们，团结、帮助她们，引导她们进步，因为她们有广大的群众基础。

在党的关怀下，刘厚生等一批新文艺工作者进入越剧团体工作，促进了越剧在编剧、导演、音乐、舞台美术和表演等方面不断革新、发展，使越剧成为综合性较强的而又富有自己特色的剧种。

解放后，在党的引导、教育下，十姐妹中的大部分人入了党。可是，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大家知道，十姐妹中著名的旦角筱丹桂，早在旧社会因不堪流氓、戏霸的虐待而自杀了。活着的九姐妹，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遭了殃。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姐妹们被关进了牛棚，遭受了数不清的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竺水招由于不堪忍受凌辱，更由于不愿意诬陷同志，于1968年被残酷迫害致死。江青一伙践踏越剧，迫害越剧艺人，可是人民群众想念她们，给了她们信心和力量。正是这些十分真挚地爱戴着她们的观众，激励着她们在十年漫长的岁月里，经受考验，继续前进。 万恶的“四人帮”被粉碎了。越剧姐妹们又一次获得了解放。她们一个个又满怀激情地登上了舞台。袁雪芬恢复演出了《祥林嫂》，范瑞娟和傅全香再度合作演出了在越剧观众中颇有影响的《孔雀东南飞》，徐玉兰、徐天红和王文娟演出了抒情喜剧《西园记》。越剧迷看了她们的演出后，含着热泪笑着说：“越剧复活了，越剧的青春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