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年表

1930年代初，在中国东北黑龙江省密山县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即抗联第4军前身）。1936年被中共满洲省委推荐去苏联留学，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39年9月回到延安后，在太行山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东北干部训练班学习，1940年初被分配至八路军某部工作，1942年初在延安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举办的海外工作研究班学习，任第四组（朝鲜组）组长，并参加延安整风运动，1943年在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工作，1945年2月任该校第1区队指导员。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同朝鲜义勇军开赴东北，同年11月任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政治委员，1946年2月参加镇压通化地区国民党特务和日军战犯联合发动的反共暴乱，同月任东北民主联军辽宁军区李红光支队（原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政治委员。

1946年12月－1947年4月，参加了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南满根据地的“四保临江”战役，1947年5月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的夏季攻势，巩固和扩大了南满根据地。

1948年4月任东北军区独立第4师政治委员，10月参加辽沈战役，11月率部进驻沈阳担任卫戍任务，同月任东北军区第166师政治委员。1949年7月任166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1949年7月率166师由辽宁安东抵达朝鲜新义州任朝鲜人民军第6师（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6师）师长（少将）。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率部参战，连续攻占开城、江华岛、金浦，沿西海岸南下将美军包围在釜山防御圈内。所部被授予“近卫汉城第6师”称号，本人被两次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并荣获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美军仁川登陆后被截断在敌后进行游击战，后率部返回北方。

1950年10月任第5军团军团长(中将)，1952年12月任中朝联司西海岸指挥部副司令员，部署反登陆作战。朝鲜战争结束后曾任陆军大学校长。

1955年4月4日，金日成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指出，方虎山“因为在战争末期没有打好仗，所以在党内受到了批评”，他被朴一禹利用，“在背后非议党和国家的政策”。南朝鲜资料称：受1956年8月“八月宗派事件”（即崔昌益、朴昌玉反   党事件）连累，方虎山是所谓“延安派”而被“清洗”。1959年以后，在朝鲜官方的公开报道中消失。

留学生涯

1936年6月，由于日本已经占领整个东北，又开始向华北进犯。中共满洲省委感到培养和训练东北的抗日游击干部非常迫切，由于方虎山是朝鲜人，鉴于东北有大量的朝鲜侨民，东北抗日斗争的领导人和指战员也有很大部分是朝鲜族人，让他到东北去是比较合适的，于是，他被省委派往苏联的莫斯科学习。

1937年初，方虎山到达莫斯科，这座城市在他们这一代人的心目中，是胜利的象征，是革命的灯塔，无疑，此刻他的心情是十分激动的，同时，对未来的一切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革命者为了从事地下工作和保密，往往使用化名，而且大多数人不止一个化名，这也是资料难以寻找的原因之一。方虎山在当时的化名是李天夫(其实，方虎山这个名字未必是他的真名），他被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安排进入东方劳动大学。朝鲜班的宿舍是第十二号楼，班里有从东北和朝鲜来的学院二十多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李林（后任朝鲜人民军干部部长）、李权武（后任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朱德海、朱春吉（后任朝鲜独立同盟执行委员）、金一（后任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第一副主席）等。学员大多来自抗日前线，毕业后再回到前线去，所以，每个学员的来历和今后的去向都是保密的，学员之间也不准随便谈论这些。当时，学校的名称已经改为“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利益研究院”，院下设八个分校，有中、日、朝、菲、越以及中东的一些国家的班。在五一节后，朝鲜班和八号楼的中国班都搬到莫斯科郊外六、七十公里的古契诺镇（这里有个叫切奥尔那亚的小站，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女主人公就在这里卧轨自尽的，给人的感觉是阴森又寂静）。他们住的院子说是学校，却没挂牌子，警戒很严，老百姓也不知道院子里的东方人是干什么的。学校的四周，除了东边的湖泊就是大森林，据说，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在这里学习时，就住在这里。

朝鲜班的学习课程有联共党史、世界革命运动史（着重讲朝鲜革命史）、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军事课程主要是游击战术课，着重学一个士兵的作战战术及各级指挥员（团级为止）的指挥战术。教员有德国人、朝鲜人、中国人、苏联人，大名鼎鼎的李立三是中国革命运动史的教员，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康生也在学校讲过课。入秋以后，军事理论课程结束，开始上军事实习课。实习内容繁多，从夜行军、绘制战地实用地图起一直到进攻战术和防御战术样样都有，无疑，这些系统的军事学习对方虎山以后的军事生涯是有很大助益的，另一方面，苏联教条式的教学方法和实习内容也对他有着消极的影响。

到了1938年夏，为期一年半的课程全部结束，可上级迟迟不下达回国的指令。原来，由于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新形势和各个抗日战场的干部需要，中央决定将在苏联学习的东北抗日干部调到关内的抗日前线，而这与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王明产生了矛盾，王明利用自己坐镇莫斯科的便利，拖延让这批干部回关内，双方打了无数的笔墨官司。最终，双方达成妥协，部分学员去东北，部分学员回关内。

奔赴延安

1939年3月，方虎山和其他九名学员一起，在莫斯科坐火车到了哈萨克加盟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然后坐汽车进入新疆伊犁境内。

这时候，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国民党军政机关仍然对从苏联过来的中共人员严密监视，前几批回国的人有不少被逮捕，所以上级指示方虎山他们要秘密行动。于是，方虎山等一起被送到了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管辖的特别招待所里，等候开往兰州的苏联飞机。因为他们要乘坐的是顺便搭客的运输机，没有准确时间，只好等待苏联驻迪化（今乌鲁木齐）领事馆方面的通知。可方虎山万万没有想到一住下就是好几个月。原来中央考虑到王德林、李杜的东北抗日武装从苏联境内绕道进驻新疆后，将方虎山他们这一批和前几批回国的东北籍干部，派进这两支队伍里去做工作。不料，这两支抗日军进驻新疆后情况有变，国民党政府和盛世才百般阻挠王、李二人到新疆领军，并以训政为名，在队伍中安插特务。这样，方虎山和同行的同志们在特别招待所里住了整整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