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开封府

北宋东京图

地处黄淮之间，控引汴河、惠民河、广济河和金水河，具有便于漕运的优越条件，被宋朝定为首都，遂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北宋的东京城,在唐汴州城及后周东京开封府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共有外城、内城及皇城三重。外城又称“新城”或“罗城”，为周显德三年(956)所筑,城周长四十八里多。宋真宗赵恒、宋神宗赵顼重修，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更展筑城垣南部，周围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呈菱形,南北长而东西略窄。外城辟十二门，又以汴渠、惠民、金水、广济四河贯串全城，另设九个水门。外有城壕名护龙河,阔十余丈。濠内外皆植杨柳,粉墙朱户，禁人往来。外城每百步设马面、战棚、密置女头，旦暮修整,望之耸然。城里牙道,各植榆柳成荫。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库，贮守御之器。有广固兵士二十指挥，每日修造泥饰。可见其建筑完善和防御的严密。

内城又名“里城”或“旧城”，其始筑年代不详,唐德宗时宣武军节度使李勉重建，周世宗曾加营缮。内城位于外城中央，略偏西北。周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约当当代的开封城。计辟朱雀、望春、宜秋、景龙等十门。皇城即“大内”，又名“宫城”。原为唐代宣武军节度使署,后梁都汴时改为建昌宫,后晋改为大宁宫。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又增广皇城东北隅,皇城东西宽1050米，南北长1090米（合周七里余）。辟乾元、拱宸等六门。皇城内宫阙大都依西京洛阳建制，总计约四十余所，分作不同用途，如常朝则文德殿，圣寿赐宴则紫宸殿，试进士则崇政殿等等，规模极为雄伟壮丽。

东京城内有四条宽阔笔直的大道,称作“御路”, 作十字形相交,分别通向外城的南薰等四正门道旁有人行道、水沟及绿化地。从大道又分出若干纵横交错的道路,多呈直角相交, 将城区划分成若干方格形称作“坊”的居民区商市则设于内城宣德门至州桥以东的潘楼街土市子及相国寺一带。以后随着城市商业的发达，坊与市的界限被突破，商店多沿街设立，城东南汴河东水门沿岸的市区，竟延伸至七八里以外，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即描绘了这一市区的繁荣景况。

西京河南府

南京应天府的应天书院

北宋以前，洛阳已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像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几代建都洛阳之时，作为全国城市来看，都是城市之首，是洛阳城市极其辉煌的历史时期。隋、唐两代，长安与洛阳是西、东两都，城市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上下。可谓站在同一个制高点上，是当时全国两个最重要的城市。从中国都城的发展史上考察，自周秦以降，五代以前，建都在哪里，主要是在长安与洛阳两地之间进行选择，这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形势所决定的。

唐末战乱之后，长安、洛阳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昔日的辉煌已一去不复返了，其中以长安为甚。五代伊始，朱温建立梁朝，史称后梁，把国都选择在汴州开封。不过，开封建都在草创阶段，朱温在以开封为东都的同时，又以洛阳为西都，并长期驻跸于此，所以洛阳仍保持着首都的地位。至于长安，则降为雍州，变成一个地方性的城市了。后唐之时，以洛阳为首都，虽以长安为陪都，实际上是徒有其名而已。五代中的晋、汉、周三代，依照后梁制度，称开封、洛阳为东西两京，即开封为首都，洛阳为陪都，北宋继之。由此可知，五代时期，建都在开封、洛阳两个城市之间选择，最后把首都的地位确定在开封，这也是当时的经济发展及政治形势决定的。

五代时期，从洛阳本身的城市演变来考察，时或首都，时或陪都，大体上保持着都城的地位，所以在唐末破坏之后，不断地有所恢复，已非长安可比。正因为如此，北宋一代，把这个陪都的地位摆在北京（河北大名）之上，继续加以扶持，使洛阳在全国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关于这一时期洛阳城市的具体面貌和特征。

唐末破坏及五代恢复

隋唐时代的东都洛阳，有宫城、皇城和京城三重，京都之内，纵横各十街，整齐划一，表现出非凡的帝都气派。根据唐人韦述的记载，皇城至京城正南门的定鼎门大街，也即御道，广百步，其他如上东、建春二横街为七十五步，长夏、厚载、永通、徽安、安喜及左掖门等街，各广六十二步，余小街各广三十一步。在街道之间，隋有一百零三个里，三个市；唐改里为坊，有坊一百一十三，市三。每坊四周各长三百步，中开十字路，四出趋门，从坊的大小相同这一点上看，比长安之坊还规整得多。

当时，洛阳的三个市，商业繁荣，经济发达。如唐之南市，即隋之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隋之通远市，周围六里；大同市周四里，开四门，邸一百四十一区，资货六十六行。应当肯定，隋唐时代，洛阳是一座非常繁华的都市，实行着严格的坊、市分离制度。

唐自安史之乱后，洛阳就不断遭到战争的破坏，降及唐末，天下大乱。中和四年（884年），蔡州秦宗权遣将孙儒攻击河南尹、东都留守李罕之，“据京月余，焚烧宫阙，剽掠居民”，无恶不作。李罕之暂退渑池，孙儒又与诸葛爽“迭相攻伐”，民无宁日，这样经过几年的战乱破坏，“都城灰烬，满目荆榛”。光启三年（887年）时，张全义为河南尹，驻军于故市，“井邑穷民，不满百户”，“寂无鸡犬之音”。可以说，洛阳又一次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已经不像一个城市的样子了。

张全义进驻洛阳时，所带百余人，与原来的穷民百余户，在城内原南市地方，筑垒自固，是为北城。后于市南又筑嘉善坊为南城，且战且耕，招纳百姓，披荆种艺，经过几年的努力，“京畿无闲田，编户五六万”，“号为富庶”。显然，这里所说的“富庶”，不是城市的繁华，而是城市废墟上的农村化，稼禾满野，所以才没有闲田。

唐昭宗天复四年（904年）前，朱温准备迁唐都于洛阳，乃命张全义“缮治洛阳宫城，累年方集”。这年正月，昭宗东迁，为充实洛阳，朱温下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撤屋木，自渭浮河而上连甍哭号，月余不息”。这年二月，朱全忠还亲赴洛阳，督促工役，用牺牲长安的办法，来恢复洛阳的都城地位。这次究竟从长安迁多少人往洛阳，史无明载，但从“月余不息”的时间上推断，似乎有相当规模，人数是不少的。可是，张全义已把洛阳废墟变成农田。这对城市恢复工作又造成不小困难。唐哀帝天祐二年（905年）十月的敕书这样说：

洛城坊曲内，旧有朝臣及诸司宅舍，经乱荒榛，张全义葺理以来，皆已耕垦，既供军赋，即系公田，或恐妄有披论，认为世业，须烦按验，遂启幸门。其都内坊曲及畿内已耕殖田土，诸色人并不得论认。如要田业，一任买置，凡论认者，不在给还之限。如有本主元自差人勾当，不在此限。如荒田无主，即许认识，付河南府。

唐朝末年，先是经历过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的打击，后又遭受军阀的连年混战，洛阳城的官僚、民户，大批逃亡或死亡，房舍被烧。城市变成一片白地。唐政府承认张全义开垦的田土为公田，不准原业主认领，也即不承认他们的产业所有权。未曾耕垦的荒田，才允许原业主认为己业，还须到河南府重新办理手续。在这样一个事实的基础上，想要重建洛阳城，其难度是相当艰巨的。所谓唐朝的这一敕书，实际上是朱温颁布的，因此，朱温代唐建梁，洛阳城的变化并不很显著。

从五代时期的史实考察，真正对洛阳进行重建的是后唐王朝。唐庄宗于同光元年（923年）十月灭梁，年底即以洛阳为都城。次年八月，他在一道敕书中追述了汉、唐以来洛阳的富庶，并对后梁不重视洛阳一事作了一番斥责，然后表示了重建洛阳的决心和办法。敕书有这样一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