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派与新史学

年鉴学派

真正使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成为一股潮流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参见该条）。1929年《经济社会史年鉴》的创刊，就像其名字所表明的那样，不仅是年鉴学派诞生的标志，也是新史学诞生的标志。它表明新史学反对那种狭隘的外交政治史，倡导一种“总体历史”观念。布洛赫把《年鉴》的名字加上“社会”，正是因为这个词能包括历史的整体，“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

年鉴派第一代学者关于地理历史学、封建社会史的研究，第二代学者如勃罗代尔对地中海的研究，第三代学者如拉迪里的《蒙达犹》等，都是总体史的代表作。

新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在此前提下，新史学在本体论上把历史学视为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这就是说它是一门科学，又是特殊的科学。这就决定了它在认识论上既承认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却又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甚至历史哲学的干扰，它极力反对汤因比式的宏观史学，而主张从第一手材料出发的扎实研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倡导“问题史学”，即首先提出问题，然后再围绕问题提出假设、确定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则倡导多学科合作，即吸取其他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心态史学、数量史学、结构史学、地理史学、历史人类学等等便都是这种总体的或综合的方法论的产物。

还需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概括（比如探索规律），强调阶级、人民群众、经济因素等等思想日益给予历史研究以影响，亦构成了新史学的组成部分。

新叙述史

但是近10余年来，靠打破兰克教条而发展起来的新史学由于过分强调社会学分析方法和计量方法，正面临成为新教条的危险。一些史学界的有识之士开始改弦更张，于是便出现了“新叙述史”：“历史学的主体从人周围的环境转向环境中的人；历史研究的问题从经济和人口转向文化和感情；对历史学发生影响的学科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转向人类学和心理学；历史研究的对象从群体转向个体；解释历史变化的方式从直线式的单因素因果关系转向互为联系的多重因果关系；方法上是从群体计量化转向个体抽样；史料的组织上是从分析转向描述；而历史学的性质和功能则从科学性转向了文学性。”（劳伦斯·斯通，“叙述史的复兴”，转引自《史学理论》1989年第1期第33～34页）由此来改变那种由于数字分析而造成的枯燥历史以及只注重远大结构而忽视活生生的个人的教条历史，这是一种“新的”旧史学。

萌芽

史学的转型期

20世纪上半叶是西方史学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移的时期，或者说新旧交替的时期。一方面，新史学已经形成，方兴未艾，尚未占据上风；另一方面，传统史学的危机已很明显，已不能适应客观社会发展、科学文化变迁的要求和史学本身发展的需要，但尚未丧失主流地位：正因为西方史学的这种剧变是与客观社会条件的变化分不开的，因而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移的趋势在西方各主要国家都程度不同地、或先或后地有所反映。然而，其中影响最大、成效最显著的当推法国。这或许同法国史学本身具有的一些传统有关。譬如，法国史学有长期比较重视社会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研究的传统，从格雷高瓦 （Gregoire de Tours,538——594）的《法兰克人史》到波丹 （Jean:Bodin,1530——1596）、伏尔泰、孟德斯鸠 （1689——1755）等人的著作都有反映。法国史学也有比较重视史学理论、方法论问题探讨的传统。这方面的著作，除了上面提到的波丹、伏尔泰的以外，还可以加上波绪埃（Bossuet,1627——1704年）、丹纳（H. A. Taine，1828——1893年）、马比戎（D. Mabillon,1632——1701年）、第勒蒙（Le Nain deTillemont，1637——1698年）、西蒙（R. Simon，1638——1732年）等人的。或许正是上述这些传统使法国史学在20世纪新史学的形成过程中更容易起到一个主导者的作用。

亨利贝尔的历史综合思想

亨利·贝尔（Henri Berr，1863——1954年）可以说是新史学的先驱，因为他于1900年创办的《历史综合杂志》不仅在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为未来的新史学范型勾勒出某一些主要特征。对传统史学的自觉的批判并非自贝尔始，力图创建一种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史学，贝尔也不是第一人，譬如前面提到的兰普雷希特就在他之前。贝尔的功绩在于，他明确地指出了这种新史学的主要的特征，并且在实践中为贯彻自己的主张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个特征就是体现在历史综合中的跨学科研究。贝尔的历史综合思想主张以史学为中心综合其他学科形成一种新的史学模式。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贝尔主张以史学为中心统一人类知识，他认为，史学应是人类全部经验的总结，因而有可能去综合其他学科。但这种史学绝不可能是传统史学，因为传统史学封闭、狭隘、支离破碎，这种史学只能是在和其他学科综合的过程只形成的新史学。二是贝尔所倡导的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这是同传统史学迥然不同的。自然，跨学科研究本身在以后新史学的发展过程中还经历了不少的演变，然而这个思想却是贝尔首先十分明确地提出来的。他把自己创办的杂志定名为“历史综合”就不是偶然的。1924年，他又在巴黎创建国际历史综合研究中心，每年组织学术讨论。1920年起，他又主编一套《人类的演进》丛书，共计100卷，从1920年到他去世的1965年共出版了65卷。通过这些活动，不仅扩大了影响，培养了新人，而且吸引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像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贝尔的一大贡献。

贝尔思想的局限性

然而，也应指出，由于当时还只是初始阶段，贝尔本人又不是历史学家，因而他的活动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历史综合杂志》等虽然具有跨学科的特色，但历史研究主题不够明显，因此新史学的跨学科特征虽然被点了出来，但离新史学范型的真正建成还有相当的距离。《历史综合杂志》在1931年更名为《综合杂志》，从此历史研究的主题更为淡薄，对历史学的影响也越来越小了。此外，《人类的演进》丛书虽然卷帙浩繁，但是真有特色的却为数不多。

鲁滨逊领导的新史学运动

在西方新史学的形成过程中，除了法国以外，美国的新史学潮流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其倡导人是鲁滨逊（James Haryey Robinson,1863——1936年）。鲁滨逊曾在德国弗赖堡大学留学，接受传统史学的训练，但同时深受当时欧洲史界对传统史学批判的影响；回国后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的25年间，逐渐形成了以鲁滨逊为核心的新史学一派，他的史学观点集中见于1912年出版的《新史学》一书。

鲁滨逊首先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政治史的狭隘性，主张“新史学”应包含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新史学》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1]鲁滨逊特别不满的是：“但是直到现今政治史仍然保持着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一般人仍然把过去的政治事件，看作是历史的主要内容。”[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