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事前景

海事由来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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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发展

海事

我国江海辽阔,河流纵横，上古先民很早就利用筏和独木舟开始了水上原始活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运逐渐兴盛,“舟楫为舆马，巨海为夷庚”。 应“运”而生的海事管理，伴随着水运兴达，助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对外贸易和文化交往,发挥重大的促进作用，其中数千年的古代海事管理发展历史进程中，唐代是海事管理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形成独立行政的专业管理系统

我国海事管理始於秦漕政，但兴于唐。 自隋大运河开通，长江干流贯通，南方经济逐渐兴盛，立都于北方各王朝所需的粮食全依赖于南方各地,至唐时“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什九”。 漕运直接关乎到唐各代政权的安危存亡，为政府与皇室的漕粮运输，唐各代朝廷将漕运和海事管理提到一定的高度，专设职官统理漕运和海事管理事务1,设置的漕运和海事管理机构主要在沿海和长江下游一带重要港口，设立了尚书省工部所属的“水部”和独立的“都水监”与中央派出的“水陆转运使司”或“诸转运使司”，水部下设职官计有336人，漕运的最高负责人为江淮转运使，主管海事管理的是“都水监”。 从贞观六年(632年)起，设“舟楫署”管理漕政和海事管理，后因不敷需要而废罢，后设水陆发运使掌洛阳、长安间漕运和海事，又设江淮转运使管理江南各道漕运和海事。 中唐以后，因漕运日重，常由宰臣兼转运使等职。纲运制度形成后，则责成地方长官分负其责。 时朝廷设立的江淮转运使、“都水监”的最高负责人常驻江苏扬州，从开元三十一年（733年）至天佑元年（904年），计有裴耀卿、刘晏、杜佑、韩晃、裴休等24人先后在此任职，统理全国漕运及海事管理事务。 期间，广德元年（西元763年）升为江淮转运使等职的刘晏，安史之乱后又设诸道转运使，形成精干的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转运专业管理系统，其中管理海事有“巡院”。 唐建立的专业海事机构是后各代不可比拟的。

这一期间，因广州、杭州、扬州等城市成为世界名城，阿拉伯数学家所撰写的《地图志》，将我国的广州、杭州列为世界第15、16座城市，扬州更是国内“富甲天下”的都会，其港口成为繁荣一时的商埠与江海合一的大型港口，来往的商船与外舶“万商落日船交尾，一市春风酒并垆”，于是类似市舶司的对外舶管理机构便应“港”而生，设立了外舶管理机构—市舶司，直至扬州港衰落。 之后，随着进出沿海和长江下游的外舶兴起，类似扬州市舶司的对外舶管理机构日益健全，到宋杭州、明州、上海等十多处港口都有管理外舶机构之设。

文宗时，在长江流域设置了第一个专职征收船税的机构，即泗口（今江苏清江市西南）税场。 泗口古属楚州，地处邢沟进入淮河的北岸，是南北大运河舟船往来的必经之地。唐代泗口税场的设置，为后来各王朝在长江沿岸设立税务场开了先例。

首次对海事管理法规立法的王朝

唐代，朝廷为维护运输漕粮的舟船安全，在逐步建立专业的漕运和海事管理机构、设置各级职官的同时，突出的对漕运和海事管理进行立法，最具法律权威性的要数《唐律》。 据此制订了海事管理法规和规章，《故唐律疏议》、《唐六典》和《水部式》中均有内河舟船航行法规、津渡设置与管理、河道水源管理法令规章若干类。 这是我国历史上将海事管理以法律形式颁布施行的第一封建王朝。 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个完整的海事管理法典。

公元617年，唐朝建都长安后，京师和北方所需粮食和盐铁等物资，仰赖江南各地供给，漕运成为北运的航线之一。 朝廷为漕船航行安全，通过立法制订了一系列管理法规和规章，其中最具权威的法典当数由唐宰相房玄龄等制定的《唐律》，现见于的《故唐律疏议》 、《唐六典》和《唐会要》、《水部式》等，绝大部分出自于《唐律》。《唐律》中有关海事管理法规和规章内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首先，对船舶检查和靠泊规定。 “茹船，谓茹塞船缝，泻漏，谓泻去漏水”，此要求船家行船前或航行中必须随时对船只进行安全检查，保证船体密不渗水。 如有渗水，应即时排除，避免中途沉船，造成海事，确保船只维持良好的适航状态。 “安标宿止，调行船宿泊之所，须在浦岛之内，仍即安标，使来者候望。”依此规定，船舶必须在港埠的浦洲码头岸边靠泊过夜，不得在无人烟的荒岸处停泊宿止。 舟船停泊后，必须安设标志，以资来往船只及旅客识别。

其次，对船舶航速的规定。 “旧制……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顺流之舟，即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此规定对船舶航速的要求轻重有别，顺溯有异。 且在航行中驶于艰险之处，“其如破柱之类，不拘此限。若遇风，水浅不得行者，即于随近官司中蝶检印记，听折半”。

再次，船舶相遇避让规定。 “……行船之法各相加避。若瑞债之处，即诉上者避沿流之类，违者各答五十”。 是说船只和竹筏在航行途中，要相互避让，在急流和险滩处如上下两船会遇，上水船要主动避让下水船。

第四，船舶限制超载规定。 《故唐律疏议·杂律》载文：“请应乘官船者，听载衣粮二百斤，违限私载，苦受寄及寄之者，五十斤及一人，各笞五十；一百斤及二人，各杖一百。（若家人随从者勿论）。每一百斤及二人，各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对于乘官船外出的人员，只能带随身衣粮物品至多200斤，超重违例，则根据情节轻重及超载数量，要受到笞、杖直至判徒刑二年的惩治。 而“监船官司知乘船人私载，受寄者与寄之者同罪，若是空船……不同此律。”此条律令特别是对政府官员和从军征讨的将士，尤为严厉，违犯者，最高可判处3年徒刑，对民间也起到警戒的作用，限制了船舶超载，无疑对船舶水上航行安全大有益处。

唐各代在河流津口都架桥设渡，以便通行，同时对大江大河上的渡口与渡船施行管理。 长江流域不能象黄河、渭河流域用舟船相连而搭起水上浮桥。 《唐六典》说：“其大律无梁，皆给船人，量其大小难易，定其差等。”尚书省工部所属水部，指令长江流域各州县设置10多座津渡，计有“薪州江津渡；荆州洪亭、松兹渡；江州马颊、擅关渡，船各一艘，船别六人。越州、杭州浙江渡；洪州城下渡、九江渡，船各三艘，船别四人。渡子并须近江白了便水者充”。

为策水上安全，朝廷对津渡加强管理，颁布了《津渡法》，“着兵防守”，据《唐律》载文：“其津济之处，应造桥航及应置船筏而不造置，及擅移桥济者，杖七十；停废行人者，杖一百”。 这是说凡指定的津渡处所，不造桥梁，不设渡船者，或未经允许擅自移动桥梁及渡口者，律主（即津令、津丞）要受到惩处，从而维护了渡运秩序。

海事管理呈细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