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经历

尾崎秀实（1901—1944），佐尔格间谍案中的重要人物。他曾长期随父亲居住在台湾，从小就对中国问题感兴趣。1922年，他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名真诚的共产主义者。1926年，他离开校园到朝日新闻社工作。

从1928年11月到1932年2月，他任《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的特派员。在上海3年多的时间里，除新闻报道之外，他撰写有《暴风雨中的中国人》、《现代中国论》等政论性著作。同时，他结识许多中国左翼文化人士。他同鲁迅有个人交往，这在鲁迅1931年至1934年的日记中均有记录。据日本友人增田涉回忆，鲁迅对尾崎印象甚佳，说他“不但知识面广，而且为人诚实可靠”。尾崎还与夏衍、冯乃超、王学文、郑伯奇、田汉、成仿吾等有密切来往，参加他们组织的进步文化活动，帮助他们开展“左联”的工作。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左联”时，把他同当时也在上海的另一位日本进步记者山上正义和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并提，说他们是“帮助‘左联’进行了许多工作的三位外国同志”。夏衍还说，尾崎秀实“表面上看来是绅士式的记者”，实际上却是“上海的日本共产党和日本进步人士的核心人物”。他同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苏联共产党党员、德国人理查德·佐尔格合作，经常把日本在华的重要情报转报莫斯科，经常“把一些国际上的革命动态”转告中国同志。

特工生涯

1933年9月，佐尔格奉命来到东京搜集日本战争动向情报。次年4月，他同尾崎秀实再次相聚并合作。尾崎把在上海一起工作的日本同仁又组织起来，潜伏到日本的一些重要军政部门。他自己在朝日新闻社的东亚问题调查会从事研究工作。

1935年底到1936年初，他为了解华北局势专程来中国，耳闻目睹了红军北上后抗日的新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对事变因由、实质和解决方案提出独到的见解，在日本引起轰动。他的好友、日本著名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后来回忆说，尾崎是“一位对历史的发展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因此，他从日本新闻界的一个“中国通”一跃而成为社会各界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

1937年6月，他成为近卫文麿首相的“嘱托”（顾问）兼私人秘书，可以自由出入首相官邸，参加首相的智囊团会议。他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有关中国的情况，提出对中国事务的处理意见。在国内政治上，他参与制定了“近卫新体制”的策划；在对外政策上也介入了处理“支那事变”的政策的立案以及“东亚协同理论”的提出。他在《长期战争下的诸问题》中谈到对华侵略战争时说：“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全面展开。时至今日，半途而废的解决方法已经绝对不允许，唯一的道路就是战胜支那，否则别无他路可寻。不再挥舞假面，集中精力与支那斗争，除此之外，绝无生路。”

这使他不但对日本政府的决策非常熟悉，而且能施加一定的影响。在此期间，他把自己掌握的许多有关日本对华战争的情报，通过在上海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本人士中西功发往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他向佐尔格提供的关于日本在华将陷入泥潭的情况，据说对斯大林作出援华抗日的决定产生一定影响。

人物轶事

1941年10月中旬，佐尔格的真实身份败露，他和尾崎秀实等30多人先后被日本军部逮捕。1944年11月7日，感到日末途穷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特意选择十月革命27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将尾崎和佐尔格两人秘密绞死。

尾崎秀实：一位热爱中国人民的日本朋友

徐世强

作为《朝日新闻》特派记者，尾崎秀实在上海结识许多中国左翼文化人士，并为“左联”活动提供帮助，在此期间他与鲁迅成为至交

1928年11月的一天，尾崎秀实携妻子广濑英子登上了从神户开往上海的轮船。尾崎秀实是作为日本《朝日新闻》特派记者前往上海的。尾崎夫妇来到憧憬已久的中国，最初是住在上海日租界的昆山路义丰里一家服装店的楼上。在这里，尾崎首要的工作是，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具体而仔细地考察、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为此，他每天至少利用几个小时时间，认真翻阅上海发行的中、英、日文各类报纸，并做好记载。《朝日新闻》上海支局设在北四川路上，相距不远便是中国左翼文艺组织创造社的办公处。办公处楼下是出售书籍、小册子和杂志的书店，二楼是供读者休闲的咖啡馆，左翼文化人士经常在此聚会交流。

1928年底，尾崎开始出入这里的书店。对初来乍到的尾崎来说，能够在此买到包括中、英、法、德、俄和日文的左翼文献，感到非常惊奇。尾崎在这里更大的收获，是和创造社的同仁彭康、夏衍、冯乃超、郑伯坚、陶晶孙、郁达夫、田汉和成仿吾等建立了亲密的关系。随后，尾崎秀实用白川次郎或欧佐起的笔名，在《大众文艺》杂志先后发表了《日本的劳动运动》、《英国的左翼文艺运动为什么落后》等数篇论文。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与此同时，尾崎与鲁迅结识，他立即被鲁迅的人格魅力所深深吸引。此后，尾崎与陶晶孙、夏衍、山上正义等人合作，出版了日文版的鲁迅作品集，此书被收入日本四六书院的《国际无产者丛书》，于1931年10月出版。当时出版的鲁迅作品集第一部作品是《阿Q正传》，译者是林守仁（山上正义笔名）和欧佐起（尾崎秀实笔名）。鲁迅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帮助了这项工作，他还亲自校对了《阿Q正传》的日文译文。尾崎秀实在《阿Q正传》的一文前，撰写《论中国左翼文化战线的现状》一文，文章展望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前景，描述了这场运动受到迫害的情况，并全文引用了左联的声明，以表示对反动势力的强烈反抗。

1931年2月7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残酷杀害了殷夫等24位革命青年。对此，左联向反动当局发表了抗议声明。尾崎秀实默默地反复读着这个声明，他决定把这一声明译成日文，并满怀悲愤，描述了这24位烈士壮烈牺牲的情形：“他们先被迫挖好自己的墓穴，然后一些士兵被命令将他们活埋，有五名革命青年就这样被活埋了，这种方法连行刑的士兵看了也觉得惨不忍睹。其余的牺牲者被枪杀，他们的尸体被扔在前面五个人的上面。据狱中的其他囚犯说：这二十四人是7日夜半前被押解出去的，当士兵来到时，男女同志都唱起了《国际歌》，歌声不断从牢房墙壁的对面传来，接着就响起了枪声，随着歌声稍停；又响起了六个人的歌声，这悲壮的歌声断断续续，消逝在最后的六声枪响中。”尾崎秀实还怀着满腔悲愤，用日语翻译了24烈士之一、诗人殷夫在牺牲前两年创作的诗歌《让死的死去吧》。

1930年9月17日，尾崎秀实与美国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应邀出席了鲁迅50寿辰的庆祝会。鲁迅曾对史沫特莱这样评价尾崎秀实：“是位德文很好的新闻记者，知识面很宽，为人也很忠实可靠。”从鲁迅说的有关尾崎秀实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他视尾崎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对尾崎充满了信任感。鲁迅与尾崎的个人交往，确实也发展到了这种程度，这在鲁迅1931年至1934年的日记中均有记载。

夏衍在他的《懒寻旧梦录》中，还专门介绍了尾崎秀实等日本友人在这方面的事迹，并且写道，他专门“补写了这一段，为的让中国读者不要忘记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还有那样热爱中国人民的日本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