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新士先生名开年，号不舍翁、无际老人。生于浙江江山县(现江山市)大陈乡的一个书香世家。是上个世纪著名的书法家、篆刻家。出身名门　转益多师 汪新士先生名开年，号不舍翁、无际老人。书斋名养气斋、锲镂轩。汪新士先生1923年生于浙江江山县(现江山市)大陈乡的一个书香世家。大陈乡四面环山，峰峦起伏，小桥流水，满目苍翠，汪新士少时就生活在这“环山十里皆松树，天下应无第二园”的世外桃源之地。 自古江南多才子，多有隐逸之士。汪新士祖父汪乃恕为光绪年间衢州首富，曾任衢州府商会会长。他一生积德行善，铺路修桥、建凉亭、施药医，创办义学萃文学会(民国改为萃文中学)，新旧《江山县志》都有记载，被誉为“清末慈善家”。父亲汪志庄为民国初年国会议员，在北京住了10年，精诗书印，书法造诣尤深，至今衢州市博物馆还收藏有他的多幅隶书。伯父汪访平篆刻别树一帜。母亲余氏更是“文艺传家三百年”的七代书画之家。舅父余绍宋是民国时期的大书画家、理论家，与梁启超、陈师曾、叶恭绰、于右任、黄宾虹等友善，回国后从政，官至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因不满意北洋政府与法国签订的不平等贷款条约，而拒绝签字(即民国史上的金法郎案)，愤然辞官回故里，专事研究学问，著有《画法要录》、《书画书录题解》，现此两书仍为研习书画者的理论典籍，其家乡浙江，建有余绍宋纪念馆。 幼年的汪新士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书林画海文化氛围十分浓烈的家庭环境里，耳濡目染，培植了他对书、印的浓厚兴趣。5岁开始跟随父亲临帖写字，15岁从伯父、舅父研习篆刻，临摹西泠八大家作品。父亲常教导他篆刻应“执刀如执笔”。1948年汪新士在他的《学印师承记略》中记述：“开年幼喜涂鸦，见家君临池，心窃好之，退诸小则摹拟以为乐，稍长好为人书，即非所求者，亦强赠之，至为可笑。弱冠学治印，辛巳赴龙游省觐舅氏余越园先生……” 有一次，汪新士给外婆去拜寿，并带着自己的书印作品求舅父余绍宋教诲。舅父展开一看，大吃一惊，以为是自己旧作。 余绍宋见外甥确为可造之才，遂于1941年，将其介绍给从他学山水画的门生韩登安学艺。韩登安名竞，别号仲静，书斋曰容膝楼。1933年入西泠印社，1947年为印社总干事、代理社长，也是书法篆刻界一大名家。其细朱文印人称绝艺，尤擅多字印及小印。当时汪新士在浙江丽水县碧湖镇省立联合中学艺术科就读。其美术课教师是徐悲鸿的得意门生孙多慈女士。 抗战初期，韩登安在浙江省政府任省政府主席黄绍秘书，代省主席回信，时间比较充裕。汪新士常将自己习作寄给韩师指点。韩登安不厌其烦为其细加批改，评论指导，虽极细微处，亦不放过。汪新士1941年至1945年从韩师函授学篆刻四年，功业大进。 汪新士十分珍惜韩师教诲，把有韩登安阅示的印存辑为八厚册，郑重地在封面题签《汪新士学印初稿集成》。可惜这八本《印存》在解放初期汪新士赴上海读书时未及带走而散佚。幸被族人汪德祥父子拾得一册，农民用其背面作收谷账本，由族侄汪逸羽索回，得以虎口余生，成为手抄孤本。笔者在汪老处看到过此残本。见韩氏在每方印稿上都用蝇头小楷批示：“茂秀”、“流走自然”、“有韵”、“尚佳”、“稍细则秀”、“此为岭南一派，刀法笔意均佳”……并从字法、篆法、章法上亲作示范。老一辈印学大师严谨治学、诲人不倦的精神，令人叹服。 抗战时期，汪新士曾随校逃难，衣物用品多有散失，惟保存的印谱及治印之具无遗，特别是1941年他在舅父余绍宋家钤拓的《寒柯堂印存》八册，均是名家为余绍宋所刻的用印，共2000余方，保存完好，足见汪老潜心斯道之志不移。 抗战胜利后，汪新士随校复员到上海，就读于上海诚明文学院中国文学系。院长蒋维乔原是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校长，著名学者。汪新士亲聆其授古典文学课，因此汪老古文功底深厚，善吟诗作对，自吟自撰自书，一气呵成，对仗工整，且时出新意。20岁撰联自寿：“童子何知，幸承旧德；冠年初度，敢忘先忧。” 去上海前，舅父余绍宋写了一封荐举信，将汪新士介绍给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老朋友、书法篆刻界一代宗师王福庵。 王老不仅学养高深，人格也十分高尚。上海沦陷时，汪精卫派人邀王氏去南京汪逆伪政府任职，王氏严辞拒绝，并刻了“山鸡自爱其羽”一印以表心迹，曾轰动一时。他和其他几位西泠印社创始人，后人誉为西泠创社“四英”的，约定终生不任西泠印社社长。他为自己治了一方印：“但开风气不为师”。 汪新士拜见王福庵前，韩登安也多次向王福老谈及过汪新士，说汪新士为可造之才。为郑重其事，父亲汪志庄特将自己珍藏的一页扇面让汪新士带去作为拜师礼。王福庵展开一看，不禁一惊，竟是他父亲王同(同治年间进士、大学问家)写给太师秋圃夫子的书法作品，大喜过望。仔细欣赏，连说从未见过，但表示实不敢受。汪新士说：“父命难违，请老伯一定要收下。”王福庵这才站立起来，屏息沐尘，毕恭毕敬对着扇面鞠躬，三拜而受之，并为汪新士的印屏题写“新士铁笔”，收其为弟子。 当时西泠印社的大师们大多住在上海，为让这位高徒博采众家之长，王福庵又引见汪新士拜见寓居沪上的西泠老人丁辅之、唐醉石并拜其为师。自拜了这两位名家为师，汪新士便经常出入于丁、唐住所，求教于这两位老前辈，聆听教诲。丁、唐二老常在精要处加以点拨，以“小心落墨，大胆奏刀”、“以古为师”、“印外求印”等语相勉，令爱徒得其精髓。在沪期间，王、丁、唐，以及马公愚等，均向这位晚生出示了他们历年珍藏的古今石章印谱，指点他精勘鉴别。汪新士花了两年时间，将王、丁、唐的藏印共800余方，钤拓成谱。在丁老亲手督导下，学会了拓边之法，达到“黑白分明、油光闪亮”的八字要求；并几次亲见唐醉石老师用切中带削的滚刀法为其修改刻印，而得其真传。 就这样，汪新士在上海大学求学期间，在完成学校功课之余，遍访在沪的书画名家，穿行于众师之间，同时广涉前人碑帖，深研金石印章，上朔秦汉，下法邓(石如)赵(之谦)，功力益进，使其在风华正茂之年而头角崭露。 汪新士还为自己的篆刻总结了一套经验：“运笔临石之初，试收神摄气以审度，平心静气以布局，沛然盛气以发刊，则气之所存，形神险巧俱随之矣。” 汪新士转益多师，书法篆刻艺术造诣已达到相当水平，水到渠成。1946年，汪新士由恩师王福庵、韩登安引介，加入了西泠印社这所篆刻艺术殿堂。当年与他同时入社的有一代国画大师张大千。张大千时年48岁，他24岁，是当时社中年纪最小的，还保持着这个纪录，可谓少年得志。抗战前，西泠印社社员每年清明、中秋两节各聚会一次，每次一周左右，在一起切磋技艺，开办展览，交换收藏。1947年重阳，是西泠印社抗战胜利后补行成立40周年纪念会，汪新士有幸列其中。是日，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湖光山色，交相辉映，各位老前辈谈古论今，挥毫奏刀，乐也融融。汪新士置身其间，感到受益匪浅。2001年夏，汪老向我出示了1947年秋西泠印社补行四十周年纪念的社员合影照，留影者多为鹤发银须，或届中年，惟汪新士少年英俊，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五十多年后，重睹旧物，岁月蹉跎，汪老不胜唏嘘。西泠创建近百年，先后入社的不到300人，照片中的五十多位早期社员，至2001年夏，健在的只有晚他一年入社的高式熊、方去疾和汪老而已，真是硕果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