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绍

内容简介

《瞬逝的辉煌:岭南大学六十四年》的笔者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从当年的报纸到教会高校的档案，从教职员工之间往来的书信到学校毕业生的回忆，从研究专著到各类相关的论文等等。随着这些资料，我们一步步走近岭南大学。一提起教会学校，我们首先会想到它们的宗教性。然后就是它们安静的学校环境、良好的教学设施和高质量的英文教育等等。教会学校的这些优势吸引了许多中国学生。不少政界要人和社会名流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教会学校读书。教会高等院校不仅对中国现代高校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引导与示范作用，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早期现代化，更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新式人才，进一步影响中国教育甚至社会的各个层面。

作者简介

陈国钦，惠州学院高等教育研究室讲师，2003年在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史研究一所获硕士学位，专攻广东教会教育史，发表过《夏葛医科大学与中国近代西医教育的发端》和《20世纪20年代广东教会高等教育的课程中国化》等论文。 袁征，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史研究所所长。1988年获博士学位，1993-94年为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访问学者。过去研究中国传统教育，目前的主要学术兴趣为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教育哲学，作品包括《孔子·蔡元培·西南联大——中国教育的发展和转折》等四本专著和《郁达夫在广东大学》、《论受教育权》等中文论文，以及在美国发表的“The Status of Confucianism in Modern Chinesr Education”等五篇用英语撰写的论文。

图书目录

前言 走近岭南大学 第一章 创校(1888-1918年) 第一节 哈巴牧师的建校之梦 第二节 尝试 第三节 录取大学生 第二章 终于成为大学(1918-1922年) 第一节 从中学到大学 第二节 形成特色 第三节 开风气之先 第三章 冲击与转变(1922-1927年) 第一节 预兆 第二节 挑战与应答 第三节 变革与发展 第四章 光荣岁月(1927-1937年) 第一节 钟荣光其人 第二节 联合与学科扩建 第三节 重新定位 第五章 战争年代(1937-1948年) 第一节 战争的冲击 第二节 几度迁移 第三节 再现康乐 第六章 最后的努力(1948-1952年) 第一节 重建 第二节 新政府 第三节 从朝鲜战争到院系调整 第七章 延续 参考文献 附：1939年岭南大学组织系统图 岭南大学历届毕业生一览表(一) 岭南大学历届毕业生一览表(二) 后记

文摘

插图：

后记

岭南大学撤走以后，中山大学搬进亍它的校园。那无疑是广东最美的校园。放眼望去，所有房子都是红墙绿瓦，处处绿树成荫，没有时髦，没有轰轰烈烈，却使人感到岭南人对美、对卓越的坚定追求。一批岭南大学的教职员留在中大工作。岭大教师的学术水平受到普遍的尊重，岭大校工的敬业精神也为人称道。岭南大学显然为中国教育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跟英语不同，在中文里，“侵略”是一个明确的贬义词。近百年来，中国人不断听到“文化侵略”的呼喊。但是，站在镜子前，我们看到，自己的发型、眼镜、衣服和鞋子都是西式的：我们从头到脚都是从外国学来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生气？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满洲国”，学校里的“国语”课程教的是日语。这令人愤怒，因为这是日本军队用刺刀和机枪逼的。于是，我们看到一条界线：用暴力强迫的是侵略，而自由的选择，不管是文化还是经济，都不是侵略。 审美没有绝对的标准。但在世界上，从维瓦尔第、莫扎特到德沃夏克形成的音乐传统比任何单个民族的音乐都有更大的影响，这应该不会有太多的争论。小提琴、长笛、双簧管、圆号和定音鼓等并不是同一个民族发明的，但管弦乐团兼容并包，把它们都用上，奏出美妙的乐曲。而一些“民族乐团”坚持非用祖宗留下的家当不可，那当然限制它们的发展。民族主义的问题是它不以合理为尺度，而以血缘为标准，任人唯亲。 这些是我们研究教会学校时的想法。 本书由我提出选题，跟国钦一起讨论写作提纲。书稿大改了三次，每一稿我都仔细看过，作了一些修改。但全书的起草和改写的主要工作都是国钦完成的。为了到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资料，国钦天天坐公共汽车，除了节假日，从不间断，过了半年，原来晕车的毛病竟然不见了。读者看看书里引用的材料，就可以知道她下的功夫。感谢余小华和肖风华两位编辑，他们的认真工作使我们计算机上的草稿变成了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

序言

读者看到“新史学”三字，也许会联想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发动的那场史学革命。其实我们并没有梁启超那样的雄心，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也和他那时大不相同了。昔日梁启超们痛感旧史等同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叉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而不载”，所以他主张要写“新史学”。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人以为历史只与帝王将相有关了吧？这也是梁启超们努力的结果。 我非史学界中人，但雅好读史，对史学研究的现状，觉得有这样几个毛病：一是对待史料，常凭个人好恶和口味而取舍。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每置大量“不利”的史料于不顾，却把孤证当宝贝津津乐道；二是回避真问题。1949年以来，连篇累犊讨论的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农民起义性质等等问题。几乎都戍了毫无意义的废话。反之，对日本侵华战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罪行，却很少写成历史。到了和日本右翼较量时，历史学给我们准备的证词却是令人沮丧的单薄，拿不出扎实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实证研究。三是忽略了宏大背景中小人物真实的生活和真切的情感。就像前辈史学家所说，哪一年发生了什么战争，哪一年哪个大臣受到了什么赏赐，史籍上都清清楚楚，而当时老百姓用什么餐具吃饭，婚娶的风俗是什么样的，寻绎却十分困难。在近现代史研究中，这个毛病更为凸显，小人物的史迹越来越被一个个宏大的浪潮所淹没。至于为时风所侵袭，或躲躲闪闪，不敢直面历史，或哗众取宠，制造“史学泡沫”，或急功近利，专以“戏说”为事，就更是等而下之的通病了。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同于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要让普通读者有阅读的兴味；要讨论一些真问题，虽不必让所有读者部同意你的看法和说法，但至少要引发他们的思考；当然。更不能打着史学的旗号，兜售私货。要做到这些，我得承认，我的学养是不够的，但心是虔诚的，算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由于个人的兴趣，我更喜欢那些以史料说话的书，因为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都可能过时，而以扎实史料说话的书，即便“结论”过时了。但史料也许还会活着——尽管它也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且不能不受记录人思想感情、方法手段的影响。还有，我是本丛书的策划人，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个人喜好的影响，这些都是要向读者说明的。 钱潮汹涌，书斋寂寞。当下，有真学问的史家也许不少，可要在现有条件下，推出一套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对当下一些真问题有所回应的史学书却并不容易。组来的书稿，本来有十余部，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只能暂且搁置。恰好手头另有一套文史丛书，和这个选题互有交叉，于是将二者合而为一，这套书也就成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丛书，而是一套比较开放的丛书——无论何种写法，无论何种体栽，只要有新的材料，或是有新的见识，都拿了进来。鲁滨孙说：“就广义说起来，所有人类自出世以来所想的，或所做的成绩同痕迹，都包括在历史里面。大则可以追述古代民族的兴亡，小则可以描写个人的性情同动作。”据此，说这套“新史学文丛”所反映的是广义的历史，也应该是可以的吧？ 几年前编“文史年选”，我在那篇短序里说过；“绝对真实的历史是永远无法获得的。《联共(布)党史》曾被我们奉为圣典，当斯大林走下神坛之后，才知道那并非历史的真实。有人说‘那是用血写成的谎言’，这话确否暂且不论，但它确实只能算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派’的历史。要是站在托洛茨基的立场上看，那当然全是颠倒黑白的。”也许可以这样说，任何历史都是片面的。关键是：我们要学会从片面中感知全面，对历史保持一种温情和敬意，并且要有个基本的底线，即使不能全说真话，但决不说没有根据的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