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绍

内容简介

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悄悄地发生了一场巨变，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新型移民社区的村治模式》是《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之一，本套丛书汇集了来自湖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陕西、浙江、江苏、吉林、福建11个重要农业大省15个村庄的调查研究报告，描述巨变中的乡村中国图景，展现北方农村、中部农村和南方农村的非均衡性，透视中央农村政策在不同地域村庄的实践逻辑，为关心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读者提供生动的村庄现场，为政策研究部门提供有益的观点，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贡献微薄的力量！

作者简介

李洪君，1974年生，吉林桦甸人，现为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从事政治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张小莉，女，1975年生，辽宁阜新人，现为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政治学部副教授，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政治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图书目录

总序 前言 第一章 村民生计 第一节 农业与副业 第二节 金融：借钱、抬钱与还钱 第三节 村民消费 小结：后温饱时期的家庭农场生计 本章附论：一个村民改善生计的努力 第二章 超前现代化的社会生活 第一节 农民家庭 第二节 村民互助 第三节 婚丧大事 第四节 自杀状况 第五节 复杂的信仰 小结：超前现代化的社会生活模式 第三章 休闲生活 第一节 聊天 第二节 看电视 第三节 休闲体育 第四节 打扑克、玩麻将及其他 小结：从自发到自觉的村庄休闲 第四章 村民群体 第一节 老人群体 第二节 妇女群体 第三节 外出务工群体 第四节 失学群体 小结：生产核心圈之外的群体们 第五章 公共物品 第一节 村集体财产 第二节 基础设施 第三节 社会保障 第四节 初等教育 小结：外生的公共物品 第六章 村庄治理 第一节 村级政治组织 第二节 日常生活纠纷 第三节 恶性案件 第四节 上访与诉讼 小结：村庄秩序的“森林之喻” 本章附论：一个新型移民山村的村治模式 附录 横向统计资料汇编 赤石镇枣子河村村规民约条例 2006年华田市社区卫生工作管理与落实责任状 赤石镇社区服务站工作考核细则 新型合作医疗宣传单 红星屯简史 村民实录 后记

文摘

第二节 金融：借钱、抬钱与还钱 经济发展离不开资金注入。村民在需要发展资金的时候，通常有三种选择：借钱、贷款和借高利贷。其中，贷款需要到镇里的信用社办理相关手续，在村民看来，稍稍麻烦一些，是不得已的选择。 一、借钱 借钱是发生于公民之间的无利息的现金借一还往来。在枣子河村，借钱是村民需要现金时的首选，因其成本最低。借钱行为附着的关系网，表明村民的社会活动空间大小。在枣子河村，血缘与地缘皆扮演了重要角色。以欲借钱者为中心，大致有三层关系：（1）直系亲属是第一轮被考虑的对象，如父子、兄弟以及姻亲家族。（2）远一些的亲属，如表亲。（3）朋友。第二层与第三层关系网之间并无明显区别，亦即在非直系亲属及朋友之间，村民主体在借钱行为链上，无明显的远近之别。 2005年，东兴屯王君准备买些种牛，需要借款3万元。据王君介绍，这3万元来自如下亲友：父母5000元，弟弟3000元；岳父1000元，大舅哥3000元。这些是他首先考虑的借钱对象，借钱数目的多少，也要视对方的经济实力而定。王君向自己姨家的表哥借了3000元，从其妻子的表弟处借到3000元。王君多年的老友郭某借给他3000元，邻居张家借了1000元。余下的8000元，则来自高利贷。 从借款数额来看，即使是亲属之间，枣子河村民也很少向同一个人一次借钱万元以上。村民盖祥这样说：“借那么多不行。一来人家可能不一定什么时候也要用钱；二来，人家也怕咱一下子借那么多，一时半会儿还不上。” 自上例中王君借款名录可见，借款数额通常为1000元～5000元。经过与多名村民的访谈发现，1万元为此域村民借钱数额的上限。这个数额，基本与该村劳动力的一年所得相近。原因可能是，枣子河村村民收入以农业种植为主，此地庄稼一年一熟。因此，一年应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还款期限。当然，这是从大数原则出发所获得的结论。一名劳动力的年收入也不是借钱数额的绝对上限。经济条件好一些的亲友间以及特殊情况时期，当然可以发生更高数额的借款行为。①此间熟人之间借款、还款，基本不需要履行手续。有些做事认真的人提出签个字，反倒会引起另一方的大惊小怪：“不就几千块钱吗？至于嘛！拿去。”需要“手续”者，一般发生于相对陌生的村民之间，如由他人牵线形成的借一还款行为或是高利贷。不过，事情也正在改变之中：熟人之间的借款，偶也有以借条为凭证的情况。 二、抬钱 抬钱，即高利贷，应是改革开放以后渐渐出现的。2007年之前，一般是一分利，即一元钱每月还一分。如，抬钱1万元，一年的利息是1200元。②虽然利息很高，人们仍需要频频抬钱。主要原因，一是银行的钱很难贷。赤石信用社农村小额信贷名额有限，而且手续烦琐③，时间上也催得紧。高利贷则简便得多，还可以延期还款，虽然利息高些。二是借钱越来越难。借钱是没有利息的，借给他人钱款是一种无偿的帮助行为（当然，借一还行为链条表明，借给他人钱款，并不是完全无私的慈善事业），欠钱的人如果厚着脸皮不还或是破产，村民对撕破脸皮强索他人物资还很难为情，倘若不如此，自己心里又不甘。为免自己将来陷入两难困境，有些村民索性将钱款以高利贷形式贷给他人。有时甚至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借贷的双方本来是朋友关系，但要经过第三人转一下手，以一种陌生人的逻辑来处理。 看来，市场经济的逻辑已经开始与传统亲友关系分庭抗礼。村民对高利贷似乎并无反感。如前所述，需要钱时没有钱，远比借高利贷更让人难受。村民张玉山经常向别人借高利贷，他说：“既然是投资，就要承担借高利贷的代价。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如果人家肯把钱贷给你，对你也有帮助。况且，也不是谁都能借来高利贷的。” 在枣子河村，高利贷的起点一般为1万元。前述借款数额的上限，也是这个数字。笔者倾向于认为，这个接近于成年劳动力一年收入的数额，与当地生产周期、生产力水平及相关社会传统文化（如凑整）密切相关。1万元，作为整数，强化了成年劳动力一年收入这个数额的意义。 三、还钱 借钱难，向别人催款更难。虽说在借款的时候（无论是平来平去，还是高利贷）都会约定还钱日期，但在多数情况下，借方不能够按时还钱。村民收入有其周期，一般说来，秋天与冬天时，因为搞小秋收以及卖粮，村民手中的钱稍会宽松些，还款也就多在此时进行。①到了约定的日期，如果债务人未还钱，债权人多半不好意思催债。在村民看来，债务人不还钱，定有其苦衷，这时去催还，会显得不通人情，让人家难上加难。不过，债总是要还的，款总是要催的。于是，债权人总有不得不开口催还的时候。这时，一般有如下情况发生：（1）债务人声称手中暂时无钱，请求再过一段时间还款；（2）债务人向别处借钱来还款，即拆了东墙补西墙；（3）债务人生气：“不就这么点钱吗？一个劲儿地催。”不过，最终这笔钱还是要还的。笔者从未听说因为借款、还款而打官司的，但确有许多村民因为借款、还款而生隙的情况。 1996年，村民夏某向城里的哥哥借了2000元钱，3年未还。1999年秋，其兄打电话催还，并称这笔钱是他从合作社贷出来的，不是自己的存款。如果夏不按时还款，可能派出所会来找他的麻烦（来抓他）。夏此时无钱可还，但答应尽快还上这笔钱。

后记

1974年起，在枣子河村的山间河畔，我度过了我的童年。1985年起，我相继到小镇、县城、省城读书，毕业后到外省工作。人生的脚步，像在催我走向远方。但与家乡，并没有渐行渐远：身子走得越远，心里的家乡就越发浓重。在镇里读书时，盼见家乡的饮食。在县城读书时，想念家乡的山水。在省城读书时，牵挂乡人的生存。在外省工作时，惦记乡人的生活。 2006年夏，当我有幸参与贺雪峰教授主持的一项大型农村社会调查时，自然想到要以家乡作为调查地点。从那时开始，几次手持提纲，前往家乡访谈。2007年年底，报告初稿完成。与调查提纲略有相悖：我更多记载了村民的生活样态，希望能够将枣子河村社会生活诸层面留存下来。如果可能，让后人记住“历史上的今天”。 感谢父母亲人，生我育我。父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素奉“敢叫日月换新天”，投身村庄公共事业，以其志教我以人生。母亲辛苦持家，老老幼幼，以其身教我以生活。 感谢村民诸友，给我关爱，予我友情，配合我的访谈。 感谢村小学、镇中学、县高中诸师友，令我生活安顺，一享读书之乐。 感谢吉林大学及历史系诸师友，在那里，我得以聆听各种讲座，关注学术与生活。 感谢吕公绍纲恩师。吕师为人憨厚笃诚，治学刻苦认真，长于尚书、周易、孔学，旁及中国思想史。先生衷情于汉学、清学路数，终支持我选择以社会学为业。 来沈，幸遇沈师社会学系李坚、刘平等诸同事，得以同乐共思。幸遇沈师社会学系王威等诸学生，得以教学相长。幸遇辽宁党校宋萌荣、佟玉华等诸师友，得以与时偕行。

序言

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悄悄地发生了一场巨变，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本套丛书试图通过对全国十多个省不同村庄的调查，来描画巨变中的乡村中国图景。 治理之变 2000年前后，农民负担沉重，村级债务剧增，干群关系紧张，农村治理陷入困境。李昌平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来描述当时的状况。 在农民负担持续加重，农村治理逐步陷入危机的同时，农村民主化进程不断推进，《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88年试行，1998年正式实施，它强调“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从日渐严重的农村治理形势来看，村级民主对于解决三农困境作用甚微。 2003年，中央开始大规模推进以减轻和规范农民负担为目标的农村税费改革。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取消了针对农民的各种收费。取消农业税，意味着持续两千年的农业税历史的终结，意味着以农养工、以农养政时代的终结。不仅如此，2005年，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开始大规模向农村转移支付财政资金，从而实现了由从农村提取资源到向农村输入资源的战略转变。 取消农业税减轻了农民负担，缓解了干群关系。之前因收取税费而造成的治理困境不复存在，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开始发生变化。 取消农业税及附着在农业税上的各种农民负担，使得乡村组织的收入大为减少。乡村组织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难以维持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