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大家丛书·译界泰斗:杨宪益传》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图书目录

小引 第一章 白虎星下凡 1.官商家族 2.童年丧父 3.中学时代 第二章 留学，游学 1.彩色的生活 2.异国之恋 3.爱国情怀 第三章 与权贵相疏 1.罗家伦及中央大学 2.朱延丰及中印学会 3.杭立武及中英学会 第四章 跨国婚姻 1.一婚定终身 2.来自政治的考验 3.和谐中的小杂音 4.妻子老病心似寒灰 5.恨不同死怀愧疚 第五章译事 1.与卢冀野的友情 2.在国立编译馆 3.独特的翻译观 4.狂译之季 第六章牢狱之灾 1.清水，血水，碱水 2.铁窗风味 3.沾妻子光被释放 4.蔑视苦难 5.痛失独子 第七章诗人 1.诗人出少年 2.爱引用毛泽东诗词 第八章读书人与学者 1.一生至爱是读书 2.做了一半的学者 第九章酒仙 1.嗜酒始于留学 2.煤油当酒招待梁宗岱 3.“我是喝酒的” 4.最后的日子 后记 参考文献

文摘

版权页： 插图： 杨宪益是天津一个特别富有的银行家的独子，生于1915年。母亲告诉他，在生他之前，她做过一个奇特的梦，梦见一只白虎扑人她的怀里。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克父。真的在他5岁时，父亲就病死了。算命先生的话成了他一辈子的纠结。上中学时，妈妈发现家庭女教师与儿子眉目间有异，等他一毕业，赶紧把他送到国外留学去了。 1.官商家族 杨宪益父亲叫杨毓璋，字霁川，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杨家的故事可以从杨毓璋的曾祖父杨殿邦讲起。虽然可以查到杨殿邦的曾祖父叫杨东明，祖父叫杨世锦，父亲叫杨果亭，但他们的事迹不详。 杨殿邦生于1773年，死于1859年，活了87岁，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的时代，这样的岁数可以说是非常长寿的了。在如此漫漫人生中，他所担任过的职衔有记载的就达37项之多，做官从嘉庆十年一直做到咸丰九年，连跨三朝，长达半个多世纪，先后任山西道监察御史、州按察使、贵州布政使、贵州巡抚、山西布政使、太仆寺少卿、顺天府府尹、礼部右侍郎、漕运总督等职。 在他的晚年，太平天国运动轰轰烈烈，他曾与太平军交过手，地点在扬州东北面邵伯镇一带。在中国历史上，官军往往不敌“匪军”。杨殿邦在与这帮农民军的较量中，并未显示出特别的军事才能，所以也耻辱地战败了。清廷降罪，将他革职，戴罪留军以观后效，后来就郁闷地死在军中了。 杨殿邦子嗣不旺，只生有一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肢体一直有病，因此无法走上仕途。杨鸿弼肢体不良，但躯体没问题，也仿佛是老天有意使他弥补父亲的遗憾，他竞接连生了八个儿子！做不了运动员，就做教练员。他悉心培养儿子们，终使杨家日后出现了“五子登科”的壮观景象。 长子杨士燮是光绪甲午进士，先后在淮安、杭州任知府，还任过浙江巡警道等职；老三杨士晟是光绪壬辰进士，历任无锡、崇明知县、芜湖米厘总办，民国时任芜湖关监督、苏州关监督兼交涉员。1920年春，上海太田商会职员角间孝二等几个日本人到苏州虎丘游玩，在冷香阁午餐，适遇我第五团三营九连士兵十余人也到此用餐，角间孝二看不顺眼，竞用猎枪射杀了新兵胡宗汉，引起社会愤怒，杨士晟曾为此代表江苏地方当局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针对日本驻苏州领事百般抵赖事实、把射杀说成误伤致死，杨士晟也复照予以驳斥。

后记

任何一个社会，总有一些人受人尊重，但被人尊重的人和人是不同的。有些人，人们尊重他，其实针对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的职务，是他头顶上的桂冠，是他手中的权力，是他在这个社会中所占的位置；另些人，人们尊重他，是折服于这个人本身的品德和能力。杨宪益就属于后一种人。 在受人尊重的杨宪益身后，许多人怀念他，纪念他的长文短章很多，扬其善，颂其德，读了很使人心生崇敬。但作为一个传记作者，要写一个人，仅有崇敬是不够的，还要有更多的对传主的了解和发现，否则就传达不出一个丰富的人、一个真实的人。带着这种思想，写这本书的整个过程，对我来说，就是“寻找”二字。 这本书动笔于秋天，而将要搁笔时，心急的花树已怀揣苞芽，预备要有所动作了，善感的诗人见了也许要说：这是怎样一个看了使人心猿意马的景象哟!收获永远是一个诱惑，促使贪恋它的人不辞辛劳地进行下一轮的播种培育。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属于一个人的一条河。

序言

民国时期从西方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在人们的印象中，形成了一种群体形象，他们有着强烈的民族身份感与民族自尊心，虽然祖国处于贫弱混乱之中，他们仍然像对待母亲那样不嫌弃她，对她的今天不消极，对她的明天不丧失信心，不把自己的命运与她的命运分开考虑，不去考虑自己留在一个和平安宁文明现代的环境享受适意高雅快乐的生活，而是怀着一颗“理所当然”的心归来，安心地生活在愚昧落后的社会环境中，遭遇挫折不快也不大会有出走之意。 他们思想解放，视野开阔，追求民主，精神自由独立。他们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改造社会的积极性；他们有历史使命感，有天降任于己而应成就事业的意识；他们有信仰，有理想，追求光明与进步，较少把物质追求放在第一位；他们有是非界限，有嫉恶之心，有批判社会的意识，平日一团和气，一旦遇有大恶大非，敢怒敢言。 这一群人身上的这些优点，杨宪益差不多也都具备，甚至于有些优点更加突出。比如民国前期归来的知识分子，在抗战之前的二十年里，除了学而优则仕的不算，单是安身于大学教席的，也多有过物质生活优裕、社会地位甚高的黄金岁月，而杨宪益归来于抗战烽火正炽、民众流离转徙之时，他说：“我知道，回到中国，我不会有机会过平静的书斋生活。我是中国人，我知道自己必须回去为中国效力。如果我……留在国外，我将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羞耻。……即使在中日战争改变了一切以后，我的心也没变。”思想境界当然不一样。 虽然杨宪益回国以后仍可算是生活在象牙塔里，可是那塔早已非同以往，它千疮百孔，四面透风，甚或摇摇欲坠，可杨宪益这样一个少爷出身的人，一个享受过西方物质文明的人，身在其中，却能安之若素。他也时有埋怨，但从未真正埋怨过自然环境与生活待遇，他所不能忍受的，是缺少相知相得朋友的环境。 国民党政府是被杨宪益唾弃了的，1949年他拒绝跟随去台湾，至死也不后悔当时的决定。当时他对共产党新中国充满希望，甚至愿意冒着危险为它收集与传递情报，在它打下江山后，又积极为它工作连家也可以不顾。但当它一度出现了病症时，他却也不顾情面地加以斥责，在他的打油诗里、他的自传里，都时有表现。比如在自传里，写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怪状，就有：“那年头，就像现在一样，在中国一名卡车司机可能比一位大学教授更有钱。”还有：“今天的大学教授想下馆子吃饭就难了，尤其是那些有孩子要供养的教授，除非是吃请，或是在北京有官方关系。”尽管这些批评社会的言论有时像是一种牢骚。 杨宪益通常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和气佬，一个好好先生，一个没有脾气的蔼然长者，一个心如止水豁达一切的人。可是事实上并不尽然，甚至于在他逝世的前几年，至少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还时常表现出会被视为情绪化的东西。 他写自传时，也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早该心静如水、气和如风，可他在自传里，臧否人物，往往直言得厉害。比如对罗家伦、对朱延丰、对梁实秋这些去了台湾的人，固然笔下不大客气，对他视为好友的卢冀野，却也并不刻意为说好而说好。如他写道，卢冀野说过，如果重庆陷落，他就要与汪伪政府合作了，因为那里面有他的国民党老朋友。早在1983年，他将他早年出版的两本书《零墨新笺》、《零墨续笺》合并，交由三联书店出《译余偶拾》，他在序言里写到，由卢冀野给起的《零墨新笺》这个书名，自己并不喜欢。 若换了一个人，就不会这么说，至少可以不说。可是杨宪益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老了都还未将棱角磨圆的人，一个弃虚伪如敝屣喜欢讲真话的人。